云南部分农村学生无奈辍学只因中小学布局调整_新闻台

　　刚刚开学，特岗教师张俊彩心里忐忑不安，她不确定，这个学期她的班上会不会有学生不再来上课。就在今年，学校5年级的一个班，就有10个学生辍学，无论老师们怎么劝说，家长和孩子都不愿回学校。

　　张俊彩所在的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天鲜乡发白村完小，有453名学生，其中73名学生来自周围被撤并的5个校点。为了来发白村完小读书，这些孩子最远的要走6个小时，最近的也要走1个多小时。每当周末看着学生们用塑料袋提着书本走在回家的路上，崇山峻岭中那小小的、孤独的身影，总让她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日前，记者在云南部分地区农村中小学采访时发现，由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步伐太快、一些工作不配套，增加了农村家庭的负担，造成了新的“上学难”，因上学路途遥远，加之对孩子读书后的前途不可预知，农村出现了新的辍学现象。农村孩子并没有因集中办学而变“上学”为“上好学”。

　　学校每天只能为住宿生提供两顿饭

　　今年夏天，记者与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的团委副书记周鑫前往归朝镇龙门小学，给学校的孩子送鸡蛋。这些鸡蛋是云南青基会用募集的善款为龙门小学的山瑶孩子购买的。

　　山瑶是富宁县瑶族的一个支系，又称“过山瑶”。由于受恶劣自然条件限制，山瑶这一群体至今仍处于整体绝对贫困状态。那里的孩子，一天也吃不上一个鸡蛋。而云南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进一步加剧了山瑶孩子吃饭难、营养缺乏的问题。

　　龙门小学教导主任张玉龙告诉记者，学校239名学生来自周围23个自然村，其中住校生160人。每个学生每月有75元的生活补助费。龙门是个缺水的村，学校每周要出去拉3次水，一车水15吨要150元；此外，食堂的柴火也要买，一车600元至700元，只能用1个月。如此一来，学校只能为学生提供午餐和晚餐。即使这样，午餐也只能吃一个菜一个汤，晚餐则只有一个菜，一周吃两三次肉。张玉龙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要给学生煮早餐，4个学生吃一把面，160个住校生就要40把面，以每把3元计算，每天仅早餐就要120元，这是学校无论如何都负担不起的。

　　在文山州丘北县舍得乡礓嚓村完小，校长赵文一筹莫展已经很长时间了。周围6个村的一师一校撤并后，礓嚓村完小147名学生中住校生增加到了113人，每人每学期交两垛柴，在学校每天吃两顿饭。然而，去年开始，由于没有幼儿园，一些家长纷纷将五六岁的孩子送到学校，22个学前班的孩子不仅和一年级的学生挤在一间教室，还要分食113名学生的生活补助费。学校雇不起炊事员，老师们轮流做饭，红豆、粉丝、洋芋、干菜，即使一顿只吃一个菜，老师们也只能选最便宜的。

　　“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吃晚饭”是孩子们最大的愿望

　　除了100多名孩子每天的两顿饭，令校长赵文担忧的，还有他们每周上学、回家途中的安全。“很多学生家离学校太远，一走就是四五个小时，存在很多安全隐患。”

　　由于路途遥远，一些家长不得不每周接送孩子，甚至住在学校，负担陡然增加。

　　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茈碧镇碧云完小是一所集周边8个自然村白族、彝族孩子就读的中心完小。目前，全校23个住校学生住在两间不大的土坯房里，最小的只有6岁。每周两名学生家长到学校轮流照顾这些幼小的孩子。

　　富宁县龙门小学因学生宿舍只够50名女生住，其余90多名男生只能租住在周边农户的家中；礓嚓村完小100多个学生睡在100多平方米的宿舍里，全是地铺。今年中心学校给完小送来13张1米宽的小床，校长决定，“一张床睡五六个学生，不能总让他们睡地铺，潮湿，会生病。”

　　“撤点并校加大了学校的管理难度。”赵文说，因住宿学生增加，教职员工承担了大量本该由家长承担的养育教育任务，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同时，年龄太小的孩子住校学习，生活也难以自理。

　　此外，由于长期寄宿，家长和孩子所付出的情感代价也不可低估。

　　张俊彩曾经让学生写下他们“最大的愿望”，结果许多孩子的回答完全一样：“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吃晚饭。”

　　“在所有的教育里，最可贵的应该是亲情教育。”张俊彩说，但现实的情况却让这最可贵的教育缺失了。

　　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一些人士的关注。在今年政协云南省十届四次会议上，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省委副秘书长钱恒义就指出，云南中小学区域布局调整工作推进中，一些地区调整步伐太快，寄宿制学生剧增，寄宿生生活补助覆盖面不足、资助标准低，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学生的吃、住、卫生和安全保障考虑不周，存在疏漏；大量低年级寄宿生生活自理能力弱，家庭亲情教育缺失，给学校管理带来新的问题。

　　一个没有学校的社区，房子盖得再好也留不住人

　　创办于1944年的维西县一中，是迪庆藏族自治州建校最早的完中，也是维西县唯一一所完中。然而，2010年，根据“州办高中，县办初中，乡(镇)办小学，村办学前教育”的要求，维西一中高初中完全分离，高中州管州办，高中学生全部转移到州直高中就读。

　　“一个20万人口、全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县，竟然没有高中，实在让人匪夷所思。”维西县一位文化工作者痛心地说，高中阶段，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候，而此时的高中生却要远离家乡、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异地求学，逐渐疏离本土文化。县域本是最全面、最核心、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基层单位，没有了高中的县就等于没有了文化传承的根基。

　　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课程与教学系主任孙亚玲教授在调研中也发现，撤点并校造成农村文化品位降低，使农村更加缺少文化氛围。”一所学校就是一个社区的文化标杆，一个没有学校的社区，房子盖得再好也留不住人。”她说：“学校的衰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有能力者被迫迁徙，无力迁徙者被迫留守，这样的社区必将更加落后，人的素质也难以提高。”

　　在不久前教育部召开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座谈会上，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建颖说：“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孩子过早地集中到县、乡学校就读，除了缺乏父母必要的亲情关怀，影响身心健康成长外，更不利于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的传承、发扬。”

　　文化难以传承，孩子的精神食粮就更加缺乏。

　　在洱源县碧云中心完小，记者看到，学校图书馆的7个书架竟是纸板做的，书放上去就稀里哗啦摇摆。校长张龙跃不好意思地说：“这都是学校自制的。”

　　记者走访的大多数乡镇中学、完小，10多年来没有买过一本新书，一些学校把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课本、教辅材料算上，学校藏书也不超过3000册。老师在备课中遇到难题想要翻翻书，查找一些资料都没有。有的孩子在整个小学阶段所看过的课外书只有《优秀作文》和《故事会》。

　　2007年以来，红云红河集团出资，为全国29个省(区、市)的500所农村中小学建立了“红云图书室”，每年赠送图书300册。这些精挑细选的书籍，大大提高了学校藏书的质量和数量，成为了众多学校最珍贵的藏品。5年来，“红云图书室”培养了不少学生的阅读兴趣，提高了写作能力。有学生告诉记者，他们最怕命题作文出关于城市的题目，因为城市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红云图书室’的这批图书让学生们有了了解城市的窗口，否则，他们怎么和城里的孩子竞争？”教师和金武说。

　　现有的教师素质和数量满足不了布局调整的需要

　　当州办高中的消息传来时，迪庆德钦县的一些教师兴奋极了。“要想从乡下调到州府、县城工作，以前是不敢想象的。现在州政府集中办学以后，我们这些乡下老师终于可以随学生一道进城了。”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许多贫困地区的学校，由于分布在山区和半山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闭塞，老师工作环境条件差、生存状态差、生活质量低下。许多校长缺少培训机会，领导能力偏低，学校办学质量长期得不到提高。而更多的教师则10多年没出过县城，加上长年得不到培训，信息不灵，知识老化，长期超负荷运转，整体素质不高。资料显示，目前，云南全省中小学还缺少1.4万多名的音乐专科老师，1万多名的美术专科老师，数万名小学英语老师。

　　即使是在农村，农民也想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如果乡镇中学的教学质量不好，很多人就会想办法到县上去读中学。有的甚至跟着好老师走，老师调到哪里，家就搬到哪里，即使家庭为此变得越来越穷。

　　在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跑马坪乡秀清希望学校就接纳了不少县城里的孩子。这些宁愿跑到偏远乡镇而不在城里读书的学生，看中的就是这个学校的教育质量。

　　钱恒义、孙亚玲等云南省政协委员指出，校点撤并后，老师们从村寨到乡镇、乡镇到了县城、县城到了州府，但如果教师教育理念落后，知识得不到更新，现有的教师素质和数量仍然满足不了布局调整的需要。

　　哪怕只有几个、几十个学生，也要为他们办学

　　“集中优势资源，合理布局的确能够提升办学水平，但是一刀切片面追求办学效益的思想并不可取。”孙亚玲说，没有证据表明，学校的规模越大，教育的效益就一定高。在美国，百人以内的小学比比皆是。

　　“学校规模太大，校长难以对全校的教学情况了如指掌，也难以作出合适的学校决策。”她说。

　　云南省青基会的一位负责人认为，孩子读书最好不要超过5公里，5公里以外就要住宿。那些300人以下、被撤并的学校，对一个村来说，其实是最好的办学模式，一个班20～30人，利于教师管理。

　　孙亚玲建议，在校点撤并问题上，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应以学生人数的多少作为标准撤并学校，而是要以老百姓的承受力为出发点，以是否方便学生就读、是否对农村发展有利为标准，不能撤并的坚决不撤，哪怕只有几个、几十个学生，也要为他们办学。与其撤并学校，不如加强学校、教师和教学设备的建设。

　　钱恒义亦指出，目前云南省129个县(市、区)中有116个财政需要上级支付，很多县仅凭自身的财力是难以完成中小学区域布局调整任务的。

　　“要充分考虑到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实行差别推进计划，条件不够成熟的要放缓一点，力争成熟一所，撤并一所，成功一所。”他说。

　　“目前，云南省的教育只是实现了低层次的‘普九’，只是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上好学’的问题。而‘上好学’的问题是义务教育深层次的问题。”孙亚玲说。本报记者张文凌

责任编辑：邢斯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