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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房车是谁来出资？
来静思：房车是商业红十字会，我们是租赁他们的车。
记者：怎么来租赁？
来静思：当时很多家保险公司，包括其它的一些公司都想和博爱小站合作，当时我们跟它合作是采取了年付的形式，一辆车一月一千块钱，一开始是计划一年内，进入100个社区，当时首付了是120万。
记者：它属于善款吗？还是其它性质？
来静思：这个就是租金 这个不是善款，就是商业合作，我们最早的时候就是把它定位为商业合作模式。
记者：不少保险公司也都希望参加这个项目，为什么大家当时会有这样一种热情？
来静思：因为这个项目本身，它对提升公司的品牌形象也非常有价值，从国务院到保监会都提倡保险进入社区，但是客观上讲保险进社区是非常困难的。
记者：有哪些困难呢？
来静思：现在大家经济社会，都不愿意别人来打扰自己的生活，但是我的人员在博爱小站服务赢得了居民的信任，他愿意购买我们的产品，这是很正常的。
保险销售本身是正常的商业活动，但本应立足公益的博爱服务站，如果变成以保险业务为主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
记者：通过做红十字会的这个项目去销售保险，会不会是利用这样的一种信任度在去争取更多的客户？
来静思：大家比较反感的就是商业活动，玷污了公益活动这种高贵行为。大家反感的是这个，但是我觉得它们之间不是矛盾的。
记者：您觉得怎么样才算是您说的一种玷污？
来静思：如果说逐利伤害了社会公益活动的本质，那就是一种伤害。
记者：这样一个小站本身，性质应该是社会公益更重一些？还是商业的成份更重一些？
来静思：这个活动的目的、意义，应该是由主办方来解答。
中国人寿告诉我们，他们付的租金全部进入王鼎公司的账户，但由于商红会推动服务站进社区的工作进度缓慢，他们已经决定终止合作，手续即将办理完毕，部分款项要退还给中国人寿。
有知情者告诉我们：翁涛接手中红博爱公司后，又和另一家保险公司在谈合作，我们向翁涛求证。翁涛说，由于商红会和王鼎公司推荐这种模式，他的确和保险公司谈过，但他本人对这种模式并不看好。
翁涛：我个人认为它是有瑕疵的。
记者：瑕疵在哪儿呢？
翁涛：违反了初衷，这个项目，就不是一个长期的一种行为。
记者：为什么这样就不能成为一个长期的行为？
翁涛：社区居民的这种概念，你还是在卖保险，你搞什么服务还是假的，老百姓要反对你了，那你就待不住，服务站待不住，那你还搞什么服务呢？
翁涛向我们出示了自己接手后的项目计划书，其中说除了提供基础的社区卫生服务，公司决定和世界顶级营养科学家柯林坎贝尔领军的博益美华公司合作，出资购买这家公司的健康管理服务免费提供给社区居民，他认为必须做好了公益服务才能在社区长期立足。
但是，记者浏览博益美华公司官方网站时注意到：这家公司的目标客户中，也有健康及医疗保险公司。网站上介绍说，健康管理公司可以为用户建立健康档案和智能化系统，它能够全面准确地揭示被保险人的风险，为核保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还能使得保险人及时获得被保险人的诊疗信息，防止不合理费用的发生，翁涛准备合作的这家公司，为什么也和保险公司关联紧密呢？
记者：引入这家公司是不是还是在考虑最后要通过它和保险公司的关联，去获得利益？
翁涛：一般健康管理公司都会跟保险公司有合作，它会为保险公司的受众，去做一些健康的管理。我们和它的合作，只是购买它的一种服务，我们暂时还没有考虑到它跟保险公司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业务关系。
记者：你是说在你的计划里没有这一块的打算？
翁涛：对。
对于博爱服务站项目，公众质疑的另一个问题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和王鼎公司的关系。王鼎公司2001年和商红会同时成立，当时的法人代表就是商红会副会长王树民，现任法人代表王彦达则是王树民的女儿，商红会副秘书长李庆一，同时也是王鼎公司副总经理。
记者：王鼎咨询公司，不管是谁接手，它在中间都占30%的股份，这家公司是怎么回事？
翁涛：我们接手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们，你占70%股份，你就必须要帮它垫这一千五百万，借钱给30%的王鼎公司去完成这个项目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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