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6月21日电（记者黄玫、郑晓奕）“奔月”大半年的嫦娥二号卫星6月9日从月球“逃逸”，一路奔向离地球更远的深空。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兴瑞看来，这次让嫦娥二号“超期服役”进行拓展性探测试验，将为探月工程后续任务嫦娥三号、嫦娥四号乃至深空探测奠定坚实的基础。

　　想到今后一系列的航天任务，他深感中央企业肩上担子不轻。“作为国有企业的骨干，我们的事业事关国家安全、大国地位、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倘若倒退30年，马兴瑞绝对想不到，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能够焕发如此巨大的生机活力，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在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号角吹响之前，国有企业统一由国家直接经营，集体经济按“政企合一”的办法管理，个体和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几乎全部消失。

　　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首先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体制开始变革：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以“放权让利”为中心，扩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国企改革迈开步伐。

　　“摸着石头过河”的国企改革，最初的一块石头是“放权让利”。为冲破“大锅饭”的分配制度，1979年7月，国务院印发文件对扩权内容予以明确，在利润分配上，给企业一定比例的利润留成；在权力分配上，给企业一定的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运用、干部任免、职工录用等方面的权力。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搞活企业，特别是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的突破口，首先是将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地分开，同时实施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国家机构和劳动工资制度的配套改革。

　　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在一场温馨的“火锅宴”后打开了“禁区”。1979年1月17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月，邓小平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5位工商界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边吃火锅边谈话，第一次提出“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突破“禁区”后，理发、修鞋、磨刀等一批城市个体户在街头诞生，非公有制经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确定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

　　在农村改革、国企改革等微观层面的改革得以启动的同时，宏观层面的财税制度随之推进。在利改税完成后，以“分灶吃饭”的分权方式扩大地方政府的经济资源支配能力。1988年，为了配合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实行多种形式的地方财政包干办法。

　　服务于经济的金融体制也在不断“破冰”。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相继恢复成立或独立运营。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以产业分工为特征的专业银行机构架构初步形成，金融机构从一元化转向多元。

　　1990年12月19日，黄浦江西岸，上海证券交易所敲响了第一记开市锣声，中国资本市场揭开了历史序幕。

　　如果说之前12年的各项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企业发展松开种种束缚的“绳索”，那么这之后20多年的改革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国企改革纷纷提速，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民营企业积极进行股份制改造，努力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