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上涨促使发改委约谈，企业挨罚后照涨不误。

　　今年3月方便面、白酒、日化等消费企业纷纷举起了“涨价”的大旗，随后发改委对企业“约谈”一词便跳进了公众的视线。至于“约谈”事件的升温，还得数发改委5月对跨国日化巨头联合利华的200万元巨额罚单。据悉，联合利华自4月被“约谈”承诺暂缓涨价后，市场价反而一路飙升。其后，即便向发改委缴了200万巨额罚单后，价格还是照涨不误。

　　联合利华的“顶风作案”立马引起市场一片哗然，有评论人士直指联合利华的行为，是直接对“约谈”规矩的破坏，必然导致“约谈”调节价格行为的失效。发改委有关人士随后回应称，企业涨价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在自由的市场环境下，老百姓可根据价格不同自主选择商品。只要没有违反《价格法》，政府就不干预。并强调，200万元的罚款并不是因为联合利华的涨价行为，而是因为其在涨价之前多次通过媒体对外放风，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发改委的表态，一时间让“约谈”成了众矢之的。

　　“约谈”究竟是稳定市场价格的捍卫者，还是生硬行政手段的干预者？自2007年发改委出台的《价格监督检查提醒的告诫办法》实施后，现实的“约谈”阻力远远超乎想象。

　　“约谈”的路会越走越窄吗？究竟发改委“约谈”的效果如何体现，如何避免价格调控变“空调”？以及如何重塑民间对发改委调控物价的信任？带着这些话题南方经济圆桌特约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韩孟、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何云、北京精准企划CEO丁华为我们做深入解读。

　　■　　圆桌嘉宾

　　韩孟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何云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丁华北京精准企划CEO

　　话题1 发改委“约谈”是否属于行政干预？

　　主持人：自今年3月起，发改委对白酒、日化等消费企业“频频”发起的约谈属不属于一种行政干预手段？

　　韩孟：先入为主定性“行政干预”是不应该的

　　很多媒体报道会把“约谈”的焦点集中在“行政干预”这个词上面，而发改委方面回应称，“约谈是一种沟通方式，不是行政干预，更谈不上干涉企业定价自主权。”媒体先入为主定性为“行政干预”是不应该的。先来谈谈“约谈”的出处，它在发改委的政策里叫价格监督检查提醒的告诫办法，2007年出台的。这个办法就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价格变量，提前打的一个预防针。

　　纵观发改委近年来对上涨物价的调控，还只是针对消费价格的调控。过去不仅是调物价，宏观调不好就落空了。政府对价格该有合理的管制，其实发改委也害怕，担心职责管控过度。政府对价格的监管还是职能所在，有它的必要性，但是得符合市场的变化规律也是它必须遵循的。要按照这种规律去监督、管理。现在市场的变化波动是必然的，作为企业来说希望补偿成本，同时要有它的利润，消费者还是希望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物价，买到物美价廉的物品。政府在里面应有更好的协调作用。

　　何云：政府的本意是规范市场，控制物价

　　涨价是价格调整的一种，是企业自主决策的正常的市场行为。它决定于企业的战略和市场供求。从日化消费品的涨价来看，除了基于市场竞争策略的考虑外，还有来自于成本的压力。原材料、物流、人工的上涨及通胀都加大了企业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涨价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政府的本意是规范市场，控制物价，关心民生，但通过控制涨价是达不到这些目的的。

　　丁华：“约谈”是对价格指标预测，是必要的行为

　　很多人觉得约谈是不是就是找企业老总聊聊天，谈谈话。实际上它是对价格指标的一种预测，是一个必要的行为。对大企业、跨国公司在国内市场调价格的行动，发改委集中和他们“约谈”本就有它的原因。因为大企业价格上涨的势头和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和程度上对其他企业有“跟风”和引导的作用，发改委不能不重视。

　　话题2 为什么“约谈”会效果不明显？

　　主持人：发改委屡次对消费企业约谈，为何在抑制涨价方面还是显得“力不从心”？为什么“约谈”的效果不明显？

　　韩孟：“约谈”企业，政府是要根据不同类别来实施的

　　对不同企业群体，政府应该考虑不同的“约谈”方式。对超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监管，是首先应该引起公众的注意，也需要引起有关价格主管部门的注意；中小企业呢，本身这个群体构成涨价同盟强度还不是很高；作为分散的个体，譬如经营粮食、蔬菜作物的农民生产者就很难实施价格控制了。所以价格监管的工作还是要坚持，根据不同情况来做不同判断，不是一有人批评“没效果”就悔改。

　　何云：企业多少利用了“事件营销”来抵消“约谈”效果

　　是否奏效要看谈了什么，谈的目标是什么。事实上，我和很多大众一样并不知道这两个问题的确切答案。但是，无论他们真的谈了什么，我认为至少有两点发改委是达到目标的：一是向公众表明了政府抑制物价的努力，表明了政府在价格调控上的“有作为”；二是向企业传达了政府平抑物价的信息，企业在跟风涨价，尤其是恶意涨价时要考虑可能受到的“处理”，从而相对谨慎。这无疑对价格稳定还是有一点作用的。

　　联合利华涨价这个问题。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惩治行为，这次之所以人所共知，一是因为额度高，二是因为联合利华的名声。媒体炒作的某某消费品“顶风涨价”的话题，让我感觉多少有些炒作或事件营销的嫌疑。

　　丁华：不做好宏观调控，“约谈”的效果永远出不来

　　我认为不是“约谈”没效果，而是消费品涨价本就是合理的现象。只有大品牌才跟风涨价，而小品牌是没法涨价。举个例子，双汇瘦肉精等问题，不仅仅是养猪的道德败坏加三聚氰胺，深层次原因，是整个农副产品环节把成本压得很低，零售价涨不起来没有办法。

　　是提价还是降成本，企业家也很揪心。不做好宏观调控，“约谈”的效果永远出不来，这才会造成消费者心理的恐慌和不信任。

　　话题3 如何避免价格调控变“空调”？

　　主持人：发改委未来该如何发挥对企业“约谈”的效果，避免价格调控变“空调”呢？

　　韩孟：发改委应该对能源价格加大调控

　　国家发改委去年11月份出台相关措施，要求各地物价主管部门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煤炭价格、药品价格等。对农产、能源，药品调控做了重点安排。加上国务院去年提出的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的十六项措施，其中前四项都是农业生产，稳定农副产品供应，从生产流通环节来稳定农业生产和产品销售。

　　网络上不少人质疑为什么没有对上游垄断企业进行“约谈”，确实存在这个欠缺。未来我想发改委更应该对能源价格加大调控，譬如网上说的中石油、中石化这“两桶油”。因为这毕竟才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加上对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弱势群体发放补贴，完善价格监管法规，完善价格调控发布制度。还是可以做到避免“空调”的。

　　何云：政府只限制“终端”是不合理的

　　尤其是“约谈”这样的事个人建议还是少做一些的好。政府应该如何调控才能不成为“空调”？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全国老百姓一直在讨论的话题。这里不从价格机制、政府职能等专业角度去讲政府应当的“作为”与“不作为”。而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讲。

　　日化品与中石油甚至房地产不同，是一个相对充分竞争的行业，价格受市场之手的控制，终端产品的价格受到整个产业链的影响。如果政府只看或只限制终端当然是不合理的，也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即使约谈了，或通过其他方法暂时压住了价格上涨，也是没有意义的。这相当于烧开水。政府只是暂时关小了火，推迟了沸腾的时间，但该沸腾的终究还是要沸腾的。

　　丁华：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农副产品供应是重点

　　政府适当的管理虽然是应该的，作为消费者用不买来博弈的话，“空调”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我认为在各级政府安排下，首先搞好农业生产，有了蔬菜食品生产保障，也在流通领域稳定农副产品的供应，降低农副产品流通成本，保证了农副产品市场供需的平衡。

　　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居民普通中低收入居民的买菜都去早市，地方政府为实现“菜篮子”工程，满足中低阶层保障性购买需求，就采用早市这种方式，还有社区商业网点的布局，都在执行政府的有关政策。

　　话题4 如何重塑民间对调控价格的信任？

　　主持人：发改委调控价格效果不明，“约谈”举步维艰，那么该如何重塑民间对发改委调控价格的信任呢？为了稳住民众预期，发改委还需要做什么？

　　韩孟：发改委应完善对民间的调查研究

　　发改委对民间做的调查研究还是要深入完善的。特别是能源方面的问题，尤其要做好煤电油气的联动机制的协调工作，使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尽量跟得上物价上涨的幅度。必要的市场调查、监督管理是这其中的重中之重。

　　何云：政府多些科学精神，避免盲人摸象

　　希望政府要多一些科学精神，尽量少做盲人摸象的事。如果商品价格不合理的上涨甚至失控，政府首先要进行整个价值链的检视，比如民众最关心的物流业被重复征税，路桥费的昂贵、肆意的乱罚款以及不断涨价的成品油等，找到一个整体的长远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盲人摸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哪里容易下手就治那里。

　　■个论霍德明(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对串谋涨价要进行处罚

　　日化产业，中国一年大概是两千亿。2011年3月，欧洲出现了一个典型案例，西班牙经过20年的调查，从1989年到2008年，抓到了宝洁、欧莱雅等几个巨头的证据，第一，是联合垄断，第二是涨价，第三就是罚钱了，罚了五千万欧元，这个数字也许对这些巨头来讲不是很大，但肯定也不是小数目，所以只要有垄断涨价的现象发生，原则上来说，政府只要有证据，就可以针对这些行业，进行处罚。

　　2008年上半年，大豆的价格在疯涨，食用油的价格也在往上涨。我们这次所谈的不管是跟风涨价也好，联合串谋涨价也好，重点是联合串谋涨价是不行的。如果是个别的厂商，他的市场占有率不到1%，他涨价，就不用管他了。如果是有垄断能力的巨头涨价，那就要管一管。这次的日化，这几个中高档的厂商控制了50%以上的份额，在这个时候，发改委或者相关机构就要去调查背后有没有联合和串谋。如果纯粹是成本上反映的话，那么还是要尊重市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