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记者关开亮、龚瑛 报道）对河北农民郑艳良来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亏欠”他的，在舆论关注那里得到了补偿。

“绝处逢生”的锯腿硬汉

2012年4月13日，郑艳良用一把钢锯、一把小水果刀和一个裹着毛巾的痒痒挠锯下了自己的右腿。那一刻，他没想太多，只是觉得与其等死，不如死马当活马医地放手一搏。

之前，他的双腿动脉突然不明原因大面积栓塞，让他失去行走能力，双腿溃烂、露骨，伤口间长出蛆虫。他去过北京、保定多家医院，医生要么说治不了，要么说需要30万乃至上百万元的治疗费。医生的断言，一点点抽空了郑艳良的希望。他回家，等死。

十多天后，郑艳良等死的耐心被自己肉体上蠕动的蛆虫摧毁，他自己动手锯腿。事态逆转。当看到被锯烂的皮肉开始包裹断骨，郑艳良又燃起活下去的希望，他打电话给媒体，想要人给他捐个假肢。接着，全国都知道了他的事。

“硬汉锯腿自救”受到媒体关注。河北省卫生厅派出专家组上门对郑艳良进行初步会诊，随后，保定第二医院开始免费为其治疗。该院副院长介绍，郑艳良的病在临床上并不罕见，“他病得非常重，但当时可以先试着通血栓，不成，即使截肢，也用不了几十万上百万的医疗费。”

硬汉“争宠”：你只能管我的事，不要管他们的事

作为不幸的个体，进入公众视野的郑艳良不会再“等死”了。好心人、政府、社会救助机构的关切蜂拥而至，甚至影响到了护士的正常工作。郑艳良是幸运的，这幸运是媒体带给他的。所以，绝大多数时候，郑艳良对记者的态度都是友善而热情。

然而，他还是对记者发怒了。当某媒体记者循着他这个有些极端的案例，进村调查农村医保的相关情况，打听像郑艳良一样得了大病的村民时，郑艳良怒了。他打电话给记者：“我告诉你，你只能管我的事，不要管他们的事。”

郑艳良口中的“他们”，是他的同村人，他们也曾因大病就医，报销后自己还得再花数万元甚至更多。“因病返贫，大病等死”，在新农合这种低水平、广覆盖的医疗保障模式下，无法得到保障的，远远不止郑艳良一人。

郑艳良怕自己的事降温，于是，他每天花10小时接受记者采访。他说，他害怕回到躺在床上等死的状态。

郑艳良也怕媒体对同村其他人的关注，会给已然关切他的当地政府“惹出什么麻烦”。据报道，电话质问记者后，郑艳良还通知了地方官员，于是，有人开着车满村找记者。过了一会，他又让家人给记者打电话，为刚才的发怒道歉，“有政府的人在旁边看着，我才这么说。”在他的认知里，政府显然不希望记者再在当地“扒出”什么事情。

“我不感谢政府和医院，我怕媒体忘记我”

在媒体10月15日的报道中，郑艳良的妻子沈忠红透露，已收到爱心捐款21万余元，保定市长马誉峰也到医院看望了其丈夫，还送上2000元的慰问金，并嘱咐“注意休息，好好养病。”

有网友说，现在的郑艳良有医院的免费治疗，还获得了数额不小的捐助，完全不用再为争得舆论关注而在镜头前展示伤口，或因意识到会被媒体遗忘而气急败坏地发怒。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如果认真审视一个曾经绝望过的人，了解新农合的保障范围，郑艳良内心的不安全感就不难理解。

“我不感谢政府和医院，是媒体报道了我，政府才让医院给我免费治病，再说医院治好了我，他们也出名了。”在郑艳良的思维里，他现在能获得免费医治，完全是“仰仗”媒体的报道。一旦没有了媒体的关注，医院会不会突然变得“无能为力”？毕竟，“怪病”不是普通的小感冒，任何时候都一定能治好。曾经的那些“死亡宣判”犹在耳畔，会不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再次光临？

我们无法完全摸透郑艳良的内心世界，但可以试图去窥见一个因病致贫的普通农民的想法。在媒体报道中，郑艳良一家原来年收入一两万，其妻子常年生病，每年看病也得花去七八千元；郑艳良突然患病、失去劳动能力；在放弃治疗前，妻子带着他在河北、北京多家医院来回奔波、各项检查……这一切，已经让一个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现阶段当地政府的关切、医院的免费治疗，未来一旦失去，即便已经获得了好心人的捐款，恐怕到时候也是杯水车薪。郑艳良的不安全感，是新农合保障水平不足在个体身上的映照。

资金短缺，农村医疗救助的“软肋”

医院越好，报销的费用越少。新农合的这一现实，使得合作医疗只能满足农村居民基本的看病需求，大病患者的治疗费很难保证：因为越是大病，越需要去新农合无法覆盖的好医院，越是好医院，花费越高，越需要报销。造成这一恶性循环的，就是资金短缺。

面对记者的采访，当地官员们承认他们面临一个尴尬局面：一方面，他们不想郑艳良这种极端残酷的自救发生在自己辖地；另一方面也认为，媒体关注或许可以解决当下农村医疗救助面临的资金短缺。

只有患过大病的农村居民，才能真正体会“因病致贫”背后的辛酸。从乡镇医院、县医院、市医院，最终转到省级医院甚至北京的医院，一场大病产生的花销，绝不仅仅是手术台上那一刀或者住院的那几天。花销链再长，依然只有一小部分可以报销，报销比例还有严格的限制。

目前新农合为何无法保障像郑艳良这样的大病患者，摆脱“因病返贫、大病等死”的现状？城乡医疗保障问题专家王震称，当前我国的新农合基金基本是由县级统筹的，这会导致调剂空间狭小、损伤保险的公平性原则等。“一个县就是一个基金盘子”，有的县经济发达，农民参合率较高，有的县因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参合率自然也不高，“参合率越高，可以使用的资金总额就越多，具体到每个参合者身上的获益程度，就可能越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实行以大病保险为主的方式，以农民自愿参加为主。但现实是，重大疾病和住院医疗服务发生机率较小，以大病为主的医疗补偿政策会降低参保者的预期收益，其结果是健康的青壮年参保者寥寥，而老、弱、病、残等高危人群却非常愿意参加。使得医疗经费入不敷出，政府财政不堪重负。

另外，很多人连续三、四年参保，但没享受到大病风险补偿的好处，他们会感觉自己吃了大亏，继续参加新农合的热情会极大的降低。新农合是互助共济制度，对大病的救治帮扶力度并不大。再者，对大多数农民而言，危险最大的恰恰是普通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只报销大病”的新型医疗合作制度不仅无助于抵御常见病，提高农民医疗保健质量，反而容易诱发“小病当成大病医”的道德风险。

郑艳良的幸运，对众多看不起大病的社会底层群体而言，是难以复制也无法复制的。郑艳良幸运的个案，实则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幸。当医保资源稀缺时，媒体关注可以弥补，但问题是，“媒体关注”，也同样是稀缺资源。这个硬汉被关注是因为“锯腿”，更多未被关注的人又能如何？我们也微弱的希望，每个极端个案，都能成为推动社会保障的步伐。（央视网记者：关开亮 龚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