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厌恶那些欺骗他们的节目

在昨晚播放的《中国好声音》中，张惠妹战队冠军决出，李琦战胜塔斯肯。这样的结果没有引出太大的风波，至少是舆论可以接受的。而在上一周，萱萱战胜姚贝娜的对决后，不满的声音充斥着网络，指责黑幕玩得太明显。

选秀沦为求职面试真人秀

早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求职类节目过于消费求职者，一轮轮的才艺展示、倾诉衷肠、评委刁难，让《非你莫属》这样的求职服务节目最后变成了选秀节目。其实，这种说法有时候反过来也是成立的，选秀节目也蜕变成了求职类节目。

自从姚贝娜参赛“好声音”，预测者们就知道她将成为这个节目的“无冕之王”——公认唱功好，却注定无缘冠军，甚至连进入四强都难。这些预测只来自一条核心理由，姚贝娜身上背着娱乐大鳄华谊公司的合约，而《中国好声音》注定是要为合作方灿星公司培养旗下艺人的节目，不会为他人作嫁衣裳。

姚贝娜被淘汰后，前一季学员关喆在微博上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我还以为这届可以靠谱点呢”。去年的“好声音”中，关喆也因为合约在身而没能走到最后。选秀节目更喜欢那些年轻的、可塑性强的选手，然后给他们一份荣誉和一纸合约，于是越是到最后，节目就越像是经纪公司一轮轮在观众眼皮底下进行的面试，关于商业价值的考量，超过了对选手歌唱技巧本身的考量。

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以“好声音”模式为例，美国版《美国之声》的冠军奖励就是奖金加上一份环球唱片公司的合约。既然预测者都知道姚贝娜走不到最后，姚贝娜想必在参选之初就知道了结局。不过，歌手和节目组依然彼此心照不宣地各取所需。姚贝娜需要将自己早就被荣誉证明过的才华转化成曝光度，从而提高自己的身价；“好声音”则需要制造话题，给观众一点念想，让他们有锁定频道的理由。

都说万事开头难，可是在互相利用这个事儿上，开头容易，结束却很难。从结果来看，姚贝娜在最后一曲“有失水准”后的苦笑、对于选歌从抗拒到顺从的无奈、现场的失声痛哭、离场时甩开那英的手，都将她塑造成了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但实际上，被观众视为“腹黑且残忍”的节目制作方受到的创伤更大，这些剪不掉的画面，让“好声音”的品牌成了“恶人”的代名词。这口为经纪公司背下的黑锅，终有一天它将背不动。

一档节目如何被观众抛弃

姚贝娜输在了歌曲《All By Myself》上。网上乐评人“耳帝”说，这首歌曲难度极大，即使原唱席琳·迪翁也没有在现场唱过原调版。一家音乐教育平台也评价说，如果想用原调唱好这首歌曲，要么声带机能十分强劲，要么发声档位高。简单来说，这首歌超出了姚贝娜的掌控范围。

这首高难度的歌是导师那英为姚贝娜选的，从两人在现场的互动来看，自称只会在120%把握下才会唱歌的姚贝娜，对选这首歌是抵触的，不过最终还是在决定去留的比赛中唱了它。在这首歌的一个高音部分，姚贝娜的瑕疵让庾澄庆咧起了嘴巴。

规定歌手必须演绎高难度歌曲，又安排评委团打分，套用社会评论中惯用的话来说，制作方的权力没有受到合理的制约，过大的权力让制作方既参与了“运动员”环节，又参与了“裁判员”环节，想要什么结果都不是难事。

人们把以“好声音”为代表的导师制选秀新贵视为“选秀2.0”版，认为这些节目代替了过去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选秀1.0”系列节目。收视率的高低印证了代际更迭，但是有一个古老的问题被大家忽略了：当年的“选秀1.0”为什么会火？

2005年的“黄金一代”超女是在几次试验后得到的最成功的“产品”，观众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决定让谁留在每周的节目里、让谁获得一个更好的艺术人生，这超越了以往纯粹围观式的观看体验，使观众能够切实地参与到节目的进程中——哪怕参与成本不菲，哪怕单独一个粉丝对节目走向的影响微乎其微。

但是，每年都有的选秀节目曝出了层出不穷的黑幕，观众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被骗了，意识到自己微弱的参与力量敌不过巨大的黑幕控制。如此一来，观众就不再愿意对选秀节目抱有太高的期待。

“好声音”的出现，打破了单一选秀模式的壁垒，尤其是拍按键转椅的盲选模式，给了观众一种强烈的暗示——制作方真的是根据学员的声音做出公平选择的。可是第一季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不公正的问题，又给观众浇了一盆“2.0版本”的冷水。

第二季“好声音”在总体评价上不如去年，这就是糟糕的“用户体验”带来的用户反馈。任何一家卫视都可以出巨资做节目特效、用选手的好故事煽情、邀请巨星参与制作，但是在观众选择看还是不看一档节目的时候，有时是遵循“短板原则”的——无论其他方面多么出彩，在公平性问题上不能自圆其说，那么观众就会放弃。

更深远一些地说，选秀节目的不公行为，对社会的整体公信力也会造成不良影响。我们知道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潜规则”恶习，之所以“潜”，是因为人们知道那是错误的，是不应该摆上台面的。可是选秀节目一年一度地在众目睽睽下、不无遮掩地玩黑幕，这对于社会的伤害不是几个选手的正能量故事所能弥补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