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民主：国家与民众的合作_中国非常识

地方在基层民主上进行了积极探索

      上世纪九十年代村民自治制度输入农村以后的第一个十年，村民自治的实践主要围绕村民委员会选举、产生和运作的民主程序、民主制度展开，村民委员会成为村民自治实践和研究的核心。进行了创新性实践，基层民主建设中民主选举的程序和制度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规范。
      而进入21世纪以来的第二个十年，在农村社会分化、农村发展急剧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以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社会多元化条件下，通过发展基层民主改善基层政权的治理绩效，以确保社会稳定和农村社会发展，成为新一轮基层民主建设中面临的主要任务。
      各个地方都在不同程度上围绕乡村治理机制的完善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创新性实践，涌现出了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乡村治理模式。其中影响力比较大、具有代表性的基层民主创新模式有浙江省温岭模式、河北省青县村治模式、河南省中牟村治模式、广东省蕉岭模式、河南省邓州模式。这些典型的经验模式既有市场经济发达的东南和南部地区农村的探索，也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部地区的探索。

这些探索围绕国家和地方的互动和协作

      从具体的创新形式来看，基层民主治理的探索呈现为多元化的取向，而各地基层民主探索的内容虽各有侧重，但主要围绕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展开。
      农村基层民主实践中，从温岭模式、青县模式、中牟模式、蕉岭模式、邓州模式所呈现的乡村治理创新图景中可以看到，主要的场景不是乡村之间的力量博弈，以及由此给人带来的代理人与当家人的争论，也不是基层政权是否违反了村民自治的法律规定，将村级组织作为自己的行政腿脚，其主要的景致是县域政府和村庄在地方治理过程中是否能够有效互动和协作，将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地方社会的发展目标落实到农村基层。
      在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市民社会”或者 “公民团体”对政府施加的压力，显然，中国农村基层村民自治的发生发展与演绎有着自身的逻辑和特征，形成了国家和地方的良性互动。

并且基层民主治理创新得到政府和民众肯定

      基层民主的探索和实践实现了从选举制度的完善到民主治理机制的探索与转型。各地实践和探索的重心放在了村民决策权、参与权与监督权的落实上，基层民主实践从民主选举深化为民主治理，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成为基层民主建设的主要内容。
      温岭模式是在私有经济的崛起、社会群体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面对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主体复杂性的利益需求和多样化利益实现途径，通过反复的协商讨论，各方利益博弈达到平衡，取得共识。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在民主决策环节实现更大范围的公共参与，使公共决策变得更加理性化。
      青县模式是在农村持续不断的上访和维护基层稳定的压力下，通过完善农村村级治理结构，以组织创新的方式落实村民的决策权和参与权。蕉岭模式主要是从村务民主监督和权力制衡的角度，以成立“村务监事会”为载体，在农村村民监督权落实上做出的代表性探索。
      邓州模式总体来说就是所有村级重大事项都必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按照规定的内容、程序进行决策和公开接受监督。邓州模式的探索主要是在现有的组织框架内，强化村级组织办事的程序、民众参与决策和监督的渠道，而且这种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地方在基层民主上进行了积极探索。

基层民主离不开农民民主素质的提高和民主意识的增强。

县乡政府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在当前基层民主治理创新的探索中，各种模式探索，县域政府都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新的村治模式是在县域政府和村庄社会的良性互动中一步步形成的，这个形成的过程，既有县政对乡村社会需求的良性回应，也有乡村社会对以县政府为代表的国家行为的积极介入，县政府的角色实现了从“消极干预”到“积极引导”的转变。具体来说，县政府在制度供给与输入、制度运行的监督与管理以及村民的培训方面，都发挥了“培育引导”作用。
      显而易见，县域政府在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方面可以发挥更强大的作用，县域政府的引导地位日益凸显。这一方面是由于来自于县（县级市）政权所占据的制度与资源的优势；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乡村精英及普通村民对县政权威心理上的认同。

基层民主需要固化模式保证传承

      近十年来，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民主治理”成为的关键词，但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基层民主治理创新的尴尬境遇。基层民主建设的制度化困境成为当前基层民主建设中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所谓制度化是指群体和组织的社会生活从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认可的固定化模式的转化过程。
      各地的创新都不约而同地遭遇了“人走政息”的尴尬，温岭市泽国镇试行的参与式公共基建项目预算，由于2007年泽国镇党委书记蒋招华当选为温岭市副市长，致使泽国的参与式预算改革处于偃旗息鼓的状态之中，青县在县委书记赵超英调离以后也遭遇了类似的境况。
      一方面县乡一把手的决心和思路对制度创新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村民对传统政治心理、文化和价值观念也具有路径依赖性，因此，基层民主治理创新往往会一阵暄哗之后归于形式甚至不了了之，如何能够自我强化被保留下来从而成为人们普遍的生活方式或行为方式，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基层民主也需要国家创新动力补充营养

历史制度学派曾对“路径依赖”与“制度演进”进行过理论讨论。历史制度论对制度动力的解释：“正向回馈、报酬递增、路径依赖”形成了制度演进的逻辑。基层民主治理的创新模式好像的确形成了某些“正向回馈”的“路径依赖”，可以看到制度的发展朝着不断强化基层民主程度等方向深化发展。
但以上的基层民主建设的典型模式和实践经验表明，基层民主创新的最大动力还是政绩驱动和地方政治精英的个人偏好。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不论是青县模式还是温岭模式、中牟模式都是一种供给主导型强制性变迁，是自上而下输入的。如果不能从农村社会内部产生持续的变革压力，缺乏村庄内生革新动力，民主治理的创新在涉及利益调整和利益博弈时，就会倒退或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