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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京江宁区发布报告《人口现代化：江宁案例研究》披露：近年来，江宁百姓的生活质量有所下降，经分析，专家认为，教育、医疗、文娱等已成江宁人口生活质量的“短板”，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可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专家提醒，要提高外来人口高素质人才的比重。
“外来人歧视”，乍看新闻，易让人得此结论。在平权呼声渐响的时下，“外来人口影响生活质量”的说法，俨然是在排外，倍显刺耳。它沦为舆论鞭挞的靶心，在所难免。
可细究之下，或可发现，所谓“排外”，也许是源于断章取义式解读：须厘清的是，专家的“外来人口过多，影响生活质量”结论，只是种纸面推演和专业分析，着眼点是人口增多，对资源分配额度的冲击；而“可能”“一定程度上”等副词，也留下置否的余地，言下之意，这些负效应并非盖棺论定。
平心而论，将这跟“歧视”扯上边，可能是误读。专家分析，不无道理：社会生活中的基础设施等，终究有限，甚至本就稀缺，跟不上民众需求。在公共资源恒定的语境下，人口陡增，难免带来分配时的“僧多粥少”局面。于是，教育、医疗等资源愈显短缺。
不过，这种单向度的评判方式，未免有些狭隘。公众对其抨击，并非全然出于神经敏感，而是对片面的评价思路不买账：为何只渲染外来人口的“负效应”，对他们的正面价值却选择性忽略？资源紧张，果真就是“外来人”惹的祸？
应该看到，在开放化的社会，人口流动，已是种寻常的景象。任何城市，都应敞开大门，有着包罗外来人的雍容气度、包容心怀。若闭关锁门，抱着“壁垒心理”不放，盲目拒斥、驱逐外来人口，只会显得治理僵化，格局太小。
外来人口涌入，固然会挤占部分资源，但这无关鸠占鹊巢，并非对“本地资源”的倒吸，而是流动性社会中必然的资源共享、分配格局洗牌。城市生活资源的“蛋糕”，本就该做大，让外来人也能分羹共享。嫌外来人口过多，实质上，反映了城市管理滞后，生活资源供给经不起现代社会形态的冲刷。
事实上，外来人口从来都不是洪水猛兽，恰恰相反，他们为城市补充了能量，也丰富了城市的文化色彩。若非许多外来农民工的辛勤劳作，做着“脏乱差”的活儿，城市里的建筑何以高耸，道路何以铺平？他们的贡献，不应被遗忘。享用着“人口红利”，从“廉价劳工”中获益，却转过身说他们“影响生活质量”，是否太过功利？
将资源的分配紧张，归结为“外来人口多”，也充斥着“本地人”烙印下的身份优越感。户籍有别，可“外地人”“本地人”的二元论标记何必那么分明？遗憾的是，限制外来人，成了某些管理者的“傲慢与偏见”。每到两会，总会有“遏制外来人口”“控制外来人口规模”的议案被提出。
外来人不是城市的“包袱”，而是对城市空格的填补、文化性格的丰富。城市当以更亲切的姿态，拥抱他们，而不是等过年时早餐荒、保姆荒袭来，才想起他们。
（相关报道见7月31日《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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