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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建榕
上海银行首开一元起存业务的事迹,向来为人津津乐道。1915年上海银行成立后,1917年设立储蓄部。当时银行、钱庄不屑于普通市民小额存款,特别是银元存款,一般是不给利息的,针对这种情况,这家人称小小银行的上海银行推出“一元起存”的业务,而且不收分文服务费,一时同业引为笑谈。有人故意拿了100元要求开100个户头,工作人员毫无二话,耐心细致地按他的要求开了100个户头,消息传出后,市民蜂拥而来,上海银行存款额剧增。
陈光甫极为注重服务,他最早提出“顾客至上,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强调“人争近利,我嘱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冗”的经营策略,从小做起,以小博大,以小额存款、贷款和汇款,“服务社会,博社会上之信用”,从而也做出了大市面,到1935年,上海银行从初创时的七八万元资本、10余名员工,发展到拥有500万元资本、275万元公积、1300多名员工、40多家分支行、1.4亿多元存款的大商业银行。
在近代文学作品中,几乎未见正面赞颂银行机构或银行家的,相反,多是金融界吞噬财富、坑骗市民的描写。因为在上海市民中的声誉极佳,银行家陈光甫及其经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却是一个例外。近代著名作家施蛰存出版于1933年的小说《春阳》,描述了一位婵阿姨在上海银行的一幕情景,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陈光甫的经营理念以及银行职员的服务意识。
小说中,婵阿姨刚刚从上海银行保险库中取了东西,不多久又疑心没有将保险箱的门关好,遂重新折回银行。
在管理保管库业务的行员办公的那柜台外,她招呼着:
――喂,我要开开保管箱。
那年轻的行员,他正在抽着纸烟和另一个行员说话,回转头来问:
――几号?
他立刻呈现了一种诧异的神气,这好像说:又是你,上午来开了一次,下午又要开了,多忙?可是这诧异的神气并不在他脸上停留得很长久,行长陈光甫常常告诫他的职员:对待主顾要客气,办事不怕麻烦。所以,当婵阿姨取出她底钥匙来,告诉了他三百零五号之后,他就检取了同号码的副钥匙,殷勤地伺候她到保管库里去。他亲切地说:
――放心罢,即使不锁,也不要紧的,太太。
这是婵阿姨心目中的上海银行形象,也是社会大众心目中上海银行的形象。一个细节是,那个银行职员上班时竟然抽着香烟,按上海银行员工的服务守则,绝对不会被许可,否则这只金饭碗就被敲了,要知道,要获得这只金饭碗是多么不容易,因此员工们无不谨小慎微,哪敢以身试法。在施蛰存先生的笔下,落下这么灰色而调皮的一笔,或许出于文学笔法的描写,也与社会舆论一直对金融业负面看法的影响有关吧。
据沪上名医陈存仁先生回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初创时期,是开设在北京路宁波路邓脱摩西餐馆后面一条弄堂里,门面是由石库门改装的,里面的地板,走起来轧轧有声”。但陈光甫稳健的经营、周到的服务和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很快使其脱颖而出,到上世纪30年代初,其资本额和储蓄存款均居于民营银行之首。简陋的石库门银行,也被位于宁波路江西路口的上海银行新大楼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