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握别”学生：偶然还是常态？_新闻台

　　6月30日，贵州大学举行2012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学校新任校长郑强站了整整7个小时，和全校8000多名毕业生合影，并一一握手告别。和往年毕业典礼的不同之处在于，今年从贵大毕业的每一位学生都可以和校长合影。参加毕业典礼的学生共有8000多人，郑强站在舞台中间，毕业生10人一组与他合影。郑强还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为了完成这项看似简单的任务，郑强从上午一直站到下午，整整站了7个小时。（7月1日《黔中早报》）

　　贵州大学校长郑强与毕业生们握手告别时，身体微微弯曲，很是谦逊亲和，让毕业生说“这样的校长，真是很少见”，而他自己的观点是“现在很多学校只想着把学生招进来，学生离开的时候就不怎么管了。但我认为大学要让学生来的时候说好，走的时候舍不得。”对此，我们该如何审视？大学校长“握别”学生是偶然还是常态？

　　“让学生来的时候说好，走的时候舍不得”，看似简单，实则不容易做到，对很多大学生来说，在当下的大学现实中，想要获得与大学校长握手或者面对面的交流机会，并不容易，在很多时候，更是一种奢望。大学校长的“忙”与“累”当然是原因之一，但从根子上说，缺少尊重学生的理念，缺少“让学生来的时候说好，走的时候舍不得”的情怀，是终极原因。

　　进一步说，“让学生来的时候说好，走的时候舍不得”与校长和大学关系的理解、处置有关。如果仅仅把校长之位当成官位，恐怕是不可能有“让学生来的时候说好，走的时候舍不得”的理念。在我国，校长一词只是始自民国，民国之前称为总理、监督。我们知道，大学校长是大学行政的最高领导人。一般认为，大学校长是学校的灵魂，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的创建、运行、革故、鼎新、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大学校长“握别”学生之所以引起关注，在于其满足了学生的期待和契合了社会对大学校长的要求，更在于这是一种偶然现象。那么，靠什么让起常态化和可复制化呢？

　　回顾大学历史发展的长河，我们可以看到，中外著名大学的发展无不与一个或几个著名的大学校长联系起来。哈佛大学与艾略特、柏林大学与洪堡、中山大学与孙中山、北京大学与蔡元培、清华大学与梅贻琦、厦门大学与陈嘉庚……无怪乎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做出这样的论述：“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想要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做一个学校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国家与学术之兴衰。”正因为如此，大学校长“握别”学生足以说明社会对大学校长的期待在加深。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教授谈起自己12年校长生涯只出过一本《大学工作》的专著时，没有底气不足，而是认为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如果还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带研究生、搞研究成果，那就是与校长的“大学工作”背道而驰，除了不明职责地忙个焦头烂额，没任何美妙可言。由此推理，大学校长“握别”学生蕴含的亲近学生理念，本是大学校长工作的应有之义。可以说，让大学校长“握别”学生可复制化，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