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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郎咸平、孙晋 著
东方出版社
作为一向以“毒舌”闻名的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其新著《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里再次发出预警，是危言耸听、故弄玄虚，还是居安思危、良言逆耳？如此“盛世郎言”，发表者又如何自圆其说？
有些改革，设计的时候也许考虑了全局，但是改得动的只是局部，到头来改革的初衷没有达到，还让整体恶化了。部分领域更因为没有设计方案，或很难考虑全局，结果出现了一些需要改进的状况。
比如医药改革，基本药物制度初衷很好，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大幅压低价格，但是真正实施之后，老百姓更买不起药了。一种情况是，很多基本药物本来毛利也不高，这些药厂游说能力不行，这样就进不了基本药物名单里，老百姓就没法买到了。另一种情况是，虽然药在名单里，但是新医改大幅砍价导致厂家亏钱，所以干脆不生产了。与此同时，很多不老实的药厂透过改个名字，把老药价钱翻几倍变成新药卖出去。
我们现在面对的相当一部分经济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奉行经济增长压倒一切，我们从上到下很多人脑子里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也就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配政策、社会福利政策、教育政策等，甚至法律法规都要为经济高增长保驾护航，连住房、教育、医疗这些在很多发达国家都不进行市场化改革的领域，我们也为了经济增长，而不顾一切地“搞活”。
我们应该区分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区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漠视社会问题的发展模式，并不会取得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我们经常提分配政策改革，但是我们从没有抓到问题的本质。分配政策不应该是重点，重点是社会政策。政府有责任和义务营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我们应该搞一个系统的“增加收入工程”和“藏富于民工程”。
和美国、德国比，为什么我们上学贵、买房子贵、工资少、压力大？根本原因是人家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系统做得比我们好。
要知道，全世界的税收都是以促进公平为目的进行转移支付的，中央政府应该利用财权保证全国老百姓得到基本一致的公共服务，缩小不同地区间的贫富差距，缩小地区内部老百姓之间的贫富差距。而高效的不需要“跑部钱进”的地区之间转移支付，需要我们建立目标管理制的行政流程和透明公开的问责程序。
（摘编自《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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