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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郎咸平、孙晋 著
东方出版社
作为一向以“毒舌”闻名的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其新著《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里再次发出预警,是危言耸听、故弄玄虚,还是居安思危、良言逆耳?如此“盛世郎言”,发表者又如何自圆其说?
有些改革,设计的时候也许考虑了全局,但是改得动的只是局部,到头来改革的初衷没有达到,还让整体恶化了。部分领域更因为没有设计方案,或很难考虑全局,结果出现了一些需要改进的状况。
比如医药改革,基本药物制度初衷很好,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大幅压低价格,但是真正实施之后,老百姓更买不起药了。一种情况是,很多基本药物本来毛利也不高,这些药厂游说能力不行,这样就进不了基本药物名单里,老百姓就没法买到了。另一种情况是,虽然药在名单里,但是新医改大幅砍价导致厂家亏钱,所以干脆不生产了。与此同时,很多不老实的药厂透过改个名字,把老药价钱翻几倍变成新药卖出去。
我们现在面对的相当一部分经济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奉行经济增长压倒一切,我们从上到下很多人脑子里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也就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配政策、社会福利政策、教育政策等,甚至法律法规都要为经济高增长保驾护航,连住房、教育、医疗这些在很多发达国家都不进行市场化改革的领域,我们也为了经济增长,而不顾一切地“搞活”。
我们应该区分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区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漠视社会问题的发展模式,并不会取得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我们经常提分配政策改革,但是我们从没有抓到问题的本质。分配政策不应该是重点,重点是社会政策。政府有责任和义务营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我们应该搞一个系统的“增加收入工程”和“藏富于民工程”。
和美国、德国比,为什么我们上学贵、买房子贵、工资少、压力大?根本原因是人家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系统做得比我们好。
要知道,全世界的税收都是以促进公平为目的进行转移支付的,中央政府应该利用财权保证全国老百姓得到基本一致的公共服务,缩小不同地区间的贫富差距,缩小地区内部老百姓之间的贫富差距。而高效的不需要“跑部钱进”的地区之间转移支付,需要我们建立目标管理制的行政流程和透明公开的问责程序。
(摘编自《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