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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卢汉龙
传统社会保持了30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稳定传承，在基层，这种稳定其实是通过大量使用自治方式来实现的。尽管我国古代地方自治中常常使用宗法、家族等力量，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应当摒弃，但是，它反映了基层独特的管理能力。在民国之前，我国的政府构架一直是到“县”为止的，所谓“皇权不下乡”。在基层社会，非正式系统的自我管理能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很多基层党委书记、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村民主任等，是通过大量使用社会资源或私人资源而并非单单的行政资源来解决公共问题的。例如，很多有影响力的基层干部常常被看作是道德模范、有很好的人缘、有较高的群众声誉等。柏万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说明道德、情感等非行政力量对保持基层稳定有重要作用。
推进城市社区共治不可能沿用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但可以从中获得启示。当前，城市社区共治的基础是形成生活共同体和新的社会参与方式，同时充分发挥道德、风俗、情感等作用。具体来看，可从三方面着手推进：
首先，要激发出社区主体的能量。没有各方主体意识的觉醒，没有主体自觉和相互认同，共治就是无本之木。其次，要发挥党员和党组织的作用。在社区共治格局中，党应发挥引领作用，应该发挥党员和党组织在社区里面的作用。
第三，要加强社会参与或居民参与。政治学将公众参与分为三类，即不参与、不参与的参与、实质性参与。现在很多社区中，群众参与度并不高，一些基本是“不参与的参与”，缺乏实质性的内容。要真正进入第三阶段，我们大概还有四五级楼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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