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立法的“时机”权衡_新闻台

　　王海燕

　　上周，《上海市产品质量条例》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表决通过。经慎重考虑，初审时的创设性条款“缺陷产品召回制”最终被删除。

　　这过程有点一波三折。

　　目前，国家层面仅对食品、药品、儿童玩具、汽车这四类特殊产品的召回有专门规定。而根据条例草案最初稿，在上海行政区域内生产的产品，一旦发现产品缺陷，地方监管部门就有权“责令召回”。这意味着上海地方立法将率先探索制定缺陷产品“召回制度”。记得草案提交初审时，这一大胆先试的创制性条款格外惹眼，叫好声一片。

　　当草案修改稿提交二审时，情势直转而下。地方政府召回制的合法性、可行性受到质疑，不少常委会委员认为，是否保留该条款需慎重研究。

　　委员们的理由灼灼：进入市场的产品是流动且跨区域的，对于面广量大的各类产品的召回制度，上海现在是否有能力做好应对？如果对上海生产者生产的缺陷产品责令召回，那么上海市场上外省市生产的同类产品如何处理，对全国同类产品会产生什么影响？而在支持者看来，总会有一个大胆尝试的过程，上海在召回方面应当起到示范作用，建议保留该条款。

　　期间，又经一轮调研论证。待到修改稿表决时，立法者基本达成一致：初衷很好，但时机还不成熟，先暂不作规定，待有关程序比较成熟后，再作规范。

　　地方立法欲先试先行，但创新的进度和尺度并不好把握。法规如果定得太超前，不仅操作性不强，执法也跟不上；如果因循守旧，老矛盾老问题依然存在。如何在上位法的框架内，实现地方立法的创新和突破？“缺陷产品召回制”的立法实践过程很有启发意义。一位法学界代表说，在立法决策和阐释过程中，注重强调立法的条件和时机，是一大亮点和进步。诸多从现阶段国情出发的规定或没有规定的事项，可待时机成熟时进一步修改、增加，亦可为今后修改有关法律和调整有关政策留有余地。

　　正处于立法调研阶段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立法，也遇到类似问题。立法者的初步设想是设置标志制度，拟对食品、化妆品等有国家强制标准的商品实施重点监管，要求这类企业在包装上标明符合国家标准。如果未按规定贴标志，可采取下架暂停销售等措施。质疑者提出，本市85%的商品来自外地，如果实施统一的标志制度，所涉及的企业是否都会配合，具体操作上如何保证。支持者也理由充分，在操作上通过对销售企业的管理，反过来产生对生产企业的传导监督作用。

　　这个具体条款到底走向何方，姑且不知。但从“缺陷产品召回制”的一波三折来看，立法者接下来多方权衡、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总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