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显东

　　22日佛山市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上，市长、市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悦伦表示，《佛山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暂行办法》去年实行以来，各区和市直部门行政机关负责人在行政诉讼中出庭应诉比率不高，整体出庭应诉率为70%，个别区仅11%，今年的整体出庭应诉率要达到80%以上。“有的领导害怕面对群众，不愿出庭，不敢出庭，不会出庭，这样会造成工作被动，甚至造成更多的问题。”（见23日《南方都市报》佛山读本）

　　领导干部“害怕”群众，意味深长。在法庭上，在民告官的行政诉讼过程中，缘何有部分官员“害怕”了？倘若政府部门和官员依法行政，不存在官商勾结侵害老百姓权利，不存在徇私枉法欺压百姓，在法庭上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辩驳，并通过法庭辩论向对方讲明道理和事实，可以使民告官的行政申诉成为官民沟通、阐释政策的好时机。何惧之有？

　　如果行政部门站得直行得端，但还不想去法院应诉，则表明这些官员的傲慢，是对法律也是对民众的傲慢。这种傲慢心态滋生，不仅体现在民告官的法庭上，还必然反映在日常工作中，自己高高在上，就很难把民众利益放在心上，这样的领导干部，难保他的工作不出现过失，乃至失职渎职。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是行政机构是政府官员，就有豁免于法律约束的特权。因此，佛山通过《佛山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暂行办法》，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在行政诉讼中出庭应诉，就是建章立法要求官员把自己同老百姓摆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使权力也必须服膺于法律，这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基础性的前提。

　　正如刘悦伦所言，“要在社会上形成用法律手段解决争端和问题的习惯，而不是说靠找到一个好的领导好的清官去断案。什么时候你找到政府部门，都能依靠法律去解决问题，那解决问题就不是靠凭运气，不是靠碰到一个好官去解决了。”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守法、用法、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才可能形成一个上行下效的法治环境。

　　针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在行政诉讼中出庭应诉比率不高的现状，一方面需要各级领导干部端正对权力和自身职责的认知态度，提升法律素养；另一方面则需要从制度上建立更为严密的约束机制，比如，定期曝光出庭应诉不积极的政府部门，进而要求那些藐视法律的行政官员公开道歉。只有当权力受到真正的刚性约束，才可能有真心敬畏法律，敬畏老百姓的权利。

　　（作者系媒体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