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席评论

　　冯海宁

　　国务院日前批转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适时出台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3月23日《羊城晚报》）

　　公车改革一直是近年舆论关注热点，也是公众翘首期盼的大事。尽管国家机关公车改革和一些地方公车改革都没有停步，比如，有关部门制定的“十二五”节能减排方案就要求，全国政府机构公务用车按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倡导“135”出行方案等，但这种改革方式只能发挥倡导作用，没有任何强制性，实际作用有限。

　　“杭州车改”、“广州车改”等地方性车改也在不断探路，但坦率地说，目前还没有一种车改模式获得公众普遍认可，可以作为模板在全国推广。在地方车改模式不能复制的情况下，公众期待国家机关车改方案能早日出台，成为引导地方车改的榜样，形成自上而下的车改浪潮。

　　显然，在很多人眼里，国家机关车改方案应属于“顶层设计”，不仅集纳了更多智慧，而且独具权威性。甚至可以说，出台国家机关车改方案，将会对地方车改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某些地方政府即使还想拖延车改，恐怕也说不出理由。所以，出台国家机关车改方案意义重大。

　　但笔者以为，与其出台国家机关车改方案，不如出台全国性的公车改革法案。两者最大不同是，国家机关车改方案实施范围在国家机关，全国法案实施范围在全国；车改方案只有指导性，只能起到倡导的作用，缺少约束力，而车改法案则具有明显的强制性。

　　也就是说，一旦出台全国公车改革法案，不管各地愿不愿意推行车改，都必须按照这个法案执行，而且，若偏离了法案将会受到相应问责。如此，“三公”中的最大一项支出公车支出将会大大降低，“车轮腐败”有望得到有效治理。

　　杭州、南京等地方性车改虽然收到了一些效果，但地方车改各行其是，不仅不便于公众监督，而且付出了不少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因此，必须制定全国性的公车改革法案以推动全国车改，把公车配置、公车采购、公车使用、公车养护等统统纳入法治轨道。比如，一个单位究竟配置多少公车合适，应该有统一的科学标准；公车采购以国产品牌为主，需要用法律确定下来；公车使用需要监督，而监督则离不开制度保障。

　　例如，关于公车使用，美国法律就规定，联邦雇员驾驶公车违章罚款要由个人承担，未经授权不得驾驶公车上下班，严禁公车私用，私自使用公务车者将受到相应惩罚，包括临时或永久取消其使用公务车的权利、扣除工资甚至开除公职。在法国，未经批准的公车私用可以被视作触犯刑律。

　　公车改革是一项“革自己的命”的重大改革，注定会有不少阻力。要想全面推动车改，不能只是引导地方车改，更要鞭策地方车改，鞭策的最好方式就是制定法律、严格执法，让违法者轻则受到行政处罚，重则受到刑罚。

　　冯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