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吸引浙商回归，在用地指标和税收上给予优惠是会有一定作用的，但是效力不一定可以持久。

　　据浙江省政府经合办某官员透露，“浙商回归”的引进工作已经成为2012年浙江省政府的“头号工程”。浙江省成立了由省重要高官任负责人的浙商回归小组，全省成立29个浙商回归“引进办”，为推动这项工程，浙江省各级政府除了为回归企业制定了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外，还启动对11个市，20个省级相关部门以及29个省外浙江商会的目标责任制考核。（据《21世纪经济报道》）

　　之所以召唤在外的浙商回归本土，无非是浙江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瓶颈期，不进则退。浙江在1980年代以后靠小商品、轻工业、出口等途径在民营经济领域异军突起，在市场化方向尤其是在专业市场发育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头。但是，改革中释放出来的能量目前已经到达极限。

　　总体上,浙江工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并非复杂，所以利润微薄，竞争力无法永久保持。同时，由于中国劳工权利意识的明晰，人工费用必然呈现越来越快的提升要求，浙江民企的又一核心竞争力已经不在。同时，由于浙江经济主要依靠民企，而目前信贷政策在民企上的待遇远低于央企和国企，使得民企资金异常紧张，高利贷盛行，民间借贷成为必然。但是政策上对于民间借贷的界限把握不够明晰，民营企业家在民间借贷上风险很大。这些都造成浙江的资金外出比较严重。

　　从浙江资金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其主要困境一是投资于实业后的融资难问题，二是产业的出路问题。对于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浙商如果能够在待遇上达到与央企、国有企业一样的待遇，浙江资金的“热钱”属性将会大大降低，投资于实业的比例会更高，产业空心化问题可能会好转。

　　但是对于浙商资金回归本土后的产业选择，则是一个更大的难题。目前中国和全球，产能基本上都是过剩的，出口不再可以依靠，更无长期扩展的市场空间，同时一味地搞出口的弊端也越来越严重。所以，浙商回归，需要选择在内需上大有可为的产业深根细植，扩大内需市场，方可为立足本土的、大有可为的长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