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份涉及中国文物的《地下作旧产业调查》公布。该调查对中国庞大的文物造假体系产业链进行了分析，并对文物造假按照类型进行分区。如陶瓷造假分布全国，重灾区在景德镇等地。（见3月18日《金陵晚报》）

　　文物假造泛滥恣肆，乃至形成分工明确、体系严密、高度专业化的庞大产业链，其实早已不是秘密。媒体能据此制出内容详尽的地图，便是对这一产业“繁荣”现状的生动佐证。资料显示，目前国内该产业的从业者超过10万人，每年收入超过百亿元。

　　文物假造何以能如此“繁荣”？无非一个“利”字。对从业者来说，造假意味着可观收益甚至天价暴利，去年通过造假“金缕玉衣”成功向银行骗贷10亿元的事件，便是典型。而文物收藏者热衷于造假文物，利益同样也是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无论是作为投资的收藏，还是作为馈赠礼品的购置，其所看重的其实都是文物背后的巨大经济价值、升值潜力。至于文物造假产业链上的中介掮客、良莠不齐的所谓文物鉴定机构和专家，更是“皆为利来利往”，只要肯出鉴定费，“把低廉的现代工艺品说成是价值连城的文物”，实际上都不是什么难事。

　　从市场秩序构建的角度看，文物造假现象所以泛滥恣肆，根本责任在于政府的市场监管能力以及相应法律制度的缺失。比如，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对文物流通交易，文物部门并无明确监管权，而拥有监管权的工商部门对文物真假又缺乏鉴别能力和资格。再如，仿制文物和造假文物的界限及各自管理方式，同样缺乏明确法律依据。而从市场角度看，仿制文物的交易并非完全没有正当合理成分，前提是“在交易时必须标明（仿制身份）”。但问题是，目前我们的法律对于仿制文物的概念界定及其交易规则，并无明确说法。而且文物鉴定方面也存在法律空白，对于出具虚假文物鉴定书行为的担责追责问题，更是不甚明晰。在规则缺失的制度背景下，文物市场上以假充真、欺诈盛行，显然难以避免。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物造假地图”所见证的，其实也是一幅“监管缺失地图”，既包括文物市场监管本身的缺失，更包括深层法律制度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