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深圳市发布《关于廉洁城市创建中诚信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征求意见稿），规定公务行为将实行终身负责制，公务行为出现过错的，责任的追究不因行为主体的职务变动、岗位调整而分离。（3月18日《人民日报》）

　　公务员“终身负责制”，无论其初衷还是目的，都充满了善意，也契合民意，更被认为是终结“短命工程”、“短期决策”的“有力手腕”。但是，即便这终身负责制的初衷是善意的，但也很难摆脱“好事多磨”的尴尬命运。

　　一者，公务员“终身负责制”是深圳“单点”的政策，如果公务员一世在深圳为官，那一切好说，追究起责任来有理有据，而官员一旦离开深圳了，其责任如何追究呢？是按着深圳的政策规定还是按着当地的政策规定，深圳的官方又如何插手异地官员的行为呢？这显然是难以跨越的“门槛”。当“负责”超越了现实的力量，难免沦为“花瓶”中看不中用。

　　二者，责任尚难明确，问责如何进行？一个社会治理的问题是，六七个部门管不住一盘肉，九龙治水的责任模糊依然存在，这使得各个部门之间可以推诿扯皮，而要寻找第一责任人亦是难上加难。当责任本身是模糊的，追责便成了问题，而“终身负责制”，便也只是纸面上的美丽、茶杯里的风暴，看上去很美，仅此而已。

　　“公务员终身负责制”是一种后置监督，这种监督的潜伏语境是问题已经诞生，所以必须严惩以震慑“后继者”，当我们将后置监督盯得紧紧的时候，前置监督却被忽略了，而前置监督，往往是在事情的根源上寻找预防的办法，这种监督，更为有效，也更加重要。

　　任何的决策，其前置监督都是民主化、规范化的决策。要做到这，则是杜绝拍脑袋决策，回归到一点上，就是要约束“一把手”过大过滥的权力。只有“权为民所用”，才可能有规划化、民主化的决策。规范决策，是比终身负责制这种规范决策者更有效的制度入口。规范决策从微观来说，是建设决策机制的问题，而从宏观来看，就是政改能否稳妥而顺利完成的问题。显然，这是一个严肃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