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深圳市发布《关于廉洁城市创建中诚信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征求意见稿)，规定公务行为将实行终身负责制，公务行为出现过错的，责任的追究不因行为主体的职务变动、岗位调整而分离。(3月18日《人民日报》)

　　一个人做人做事，假如没有责任追求和后果担负的羁绊，就会随意、草率、鲁莽，甚至损害公益、掺杂个人私益。这是常识，也符合人的行为心理。而抑制这种盲动心理与行为，单靠慎独式的道德自觉，显然是无法进行自我纠错的。从这个角度讲，规定公务行为实行终身负责制，合乎民心，顺乎民意，在现实中有约束和威慑行政乱为之功效。

　　应该肯定，在改革与发展中，要允许“犯错误”、“摸着石头过河”。但反观现实，有些过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有些公职人员刚愎自用，说一不二，不喜欢也不愿意听取他人意见；有的说话办事喜欢“拍脑袋”，不喜欢调查研究；有的“惟上是从”，喜欢拍马屁，不管决策是对是错；还有的私欲熏心，知错犯错，在过错中捞取好处，占尽便宜……

　　恰是因为一些公职人员缺少“负责任”的制度约束，才敢肆无忌惮地乱决策、乱开条子、乱打招呼、乱指挥……由此衍生出“下届领导不理上届领导事”、“一任班子一个号，一个领导一个调”，以及“子吃卯粮”等奇闻怪事。既然有诸般的主观行政“过错”，必然会出现一些“恶现象”，比如“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现象频现；安生质量事故频发；地方财政赤字亏空持续巨大；一些企业贷款无法偿还等等。

　　也恰是因为缺少“终身负责制”制度规范，一些官员虽然有错误决策或乱行政行为，且已造成严重后果，却竟然会边犯错边升迁，或是移地、移位照样做官，或是即便免职也能快速“复出”……

　　很显然，在公务活动中推行责任到人、记录在案、问题倒查的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让过错责任追究不因行为主体的职务变动、岗位调整而分离，并与评优评先、提拔任用挂钩，从理论上看，无疑是一大利好政策。笔者之所以称之为是“理论”上利好，原因是对这项政策的作用不敢高估。

　　首先，“终身负责制”未必能让真正的责任人负责。公务行为，往往决策在领导，执行在普通的公职人员。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即便有法律法规和政策决定，但针对某一具体行政行为，普通公职人员只能照领导意图办事，自身没有选择。这种情况下，追究过错责任，该谁来承担？让普通公职人员承担？显失公平！让领导承担？证据何在？

　　其次，在有些单位和部门，很多决策与行政行为，实质是个别领导一手遮天，搞“一言堂”；但在形式上，却是开会研究、表决的“集体领导决议”。既然是“集体决议”，显然模糊了个人与集体间的界限，责任自然无法分清。如此，行政决策与行为如果出现过错，哪怕是重大过错，板子也只能轻描淡写地打在集体的屁股上，而难让哪个领导担责。

　　由是观之，“终身负责制”的作用恐怕不敢高估。在具体决策和行政行为中，假如责任界限模糊，首先无法厘清，“负责制”只能是一团扯不清的麻团，更别奢谈“终身”负责了。所以，在公务行为中推行“终身负责制”，意义不可小觑，但具体操作内容还需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