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总工会日前发布消息，要求十万名企业工会干部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工会正想方设法扩张话语权，引起关注。（3月18日中新网）

　　客观上，公开工会干部的手机号码，可方便职工联系工会组织，及时反映问题或表达利益诉求。但与公开官员手机号码一样，这一举动于现实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并不让人乐观。

　　事实上，企业毕竟不是城市，员工若真的想联系本单位的工会干部，并非难事；至少，远比联系一方官员简单。说白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员工有问题不知工会主席是谁或不知如何联系工会干部，而在于联系上了又能如何？这一点，从新闻后面的评论就可以看出端倪：很多网友质疑“工会是干什么的”“工会不过摆设而已”……

　　进而言之，工会组织亮牌子也好，工会主席亮身份也罢，于增强工会话语权上，只能是隔靴挠痒。说到底，中国工会组织话语权“畸轻”，源于“天然的”制度性弱势，而非缺少工会组织或组织的透明度。

　　毫不客气地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工会体制大体上还在延续着计划经济时代的路子，在组织设计和人事安排上并未能从“工会维权”方面做出周善考虑，这主要表现在工会的依附性太强和独立性太弱。例如现实中，工会主席的饭碗基本都由企业（尤其是私企）端着，正所谓吃人嘴短，这种经济上依附于企业的工会组织，很难具有独立的品格。

　　此语境下，难怪乎很多工会主席有这样一个感觉，一边捧着老板的饭碗，一边还要替职工撑腰，身份极其尴尬。就算个别工会主席“有性格”，固执地站在职工这一边，往往都是吃力不讨好，现实中工会主席因替职工维权而遭非法解雇频现报端。久之，职工自然不再对工会实际能起到的作用抱很大期望，工会给人的印象成了“收收会费、组织文艺活动、慰问困难职工”之类的，至于利益聚集、整合意见、表达要求等，这些重要职能，反而被工会搁浅了。

　　需要提醒的是，造成工会制度性弱势的主要原因不单单是工会自身的制度设计问题，还与一些外部制度环境密切相关。理论上，就算没有工会，公民个体也可通过各种渠道满足自己的合法利益诉求。换言之，如果因为相关法制不健全、不配合，抑或政府职能部门不能有效履行自身职责，单单指望一个先天不足的工会去打破劳资双方不平等的格局，本身就是一种奢望。例如工会决定以罢工方式来对抗企业对职工权益的漠视，但很明显，于中国的政治环境中，罢工行为不仅是针对的企业自身，甚至是政府。说白了，工会要采取维权行动，不仅要考虑到来自企业的阻力，更要考虑社会制度的局限性，而一旦社会制度不能充分为公民维权铺路，工会始终是存在制度性弱势的。

　　总而言之，公开工会干部联系方式，只是积极为职工维权的第一步，真正的“硬仗”远在后头。工会如何团结组织职工、如何培育工会独立品格、如何从整体的法治上、体制上增强职工、工会维权的底气，等等，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无疑才是增强工会话语权的关键所在；而这过程无疑还很漫长，也很艰巨，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