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是出版繁荣、学术繁荣、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这个标志不是虚的,要靠一套一套的丛书,一本一本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去支撑。要把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作为出版界落实中央部署、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要求的一个具体举措,作为出版社安身立命乃至于争夺世界话语权的基础性重要工作去做。胡绳同志在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和多次谈话中说,一个国家的出版要有门槛,如果我们把门槛放低,学术风气会变坏。现在已经到了认真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

　　在某高校的一个会议上,两位在国内颇有名气的教授见面了,之间有一段对话。一个说:“现在的学术出版物,90%都是不用看的。”另一个迟疑了一下说:“哦,60%,60%吧。”前者说:“那是因为你是图书馆馆长,作为馆长,你不能说我只买10%的书,你要买40%的书。而我是看书的人,而且我管研究院,要为研究院买书,我只买10%的书。”

　　无论是一九开还是四六开,“学术著作出版让人感到失望”的情绪,当下正在学界、出版界弥漫。“我们出的相当一部分所谓学术著作,说实话,都是我们不想出的,但因为它带着补贴,还是出了。何况,你不要这书稿,有的社要,钱让人家挣去了。作为企业,无奈呀!”一位社长感叹。

　　“不是出书难,而是学术著作出版这件事很难!”一位出版社总编辑的这句话,说的是实情:在出版社有生存压力的时候,是抬抬手,让水平较差却带着钱的选题入选,还是坚守质量标准,不被人情、关系、经济利益左右,确实不是件容易事。

　　门槛低了,乱象丛生,有的出版社沦为“二流堂”、“三流社”

　　曾经,学术著作出版确实难。大多数学术著作印数少,又受图书低定价限制,出版后几乎没有利润。但学术出版体现了出版的深度和厚重度,是一个出版社担当社会责任和塑造品牌的必然选择。所以,尽管学术著作出版要用自己的利润来补贴,一些出版社还是优中选优,始终坚持追求。有的出版社、集团还设立专项基金扶持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如“重庆出版集团(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山东科技出版社的“泰山出版基金”等等。这样一来,在“钱紧”的那些年,还确实出了不少优秀的学术著作。

　　这种情况,大概延续到本世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