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完两高报告，有件事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牟新生不吐不快。

　　经过人大代表们反复提意见，恶意欠薪写进了刑法。但据他了解，几年来依此判刑的很少，至今仍有近30%的农民工被欠薪。

　　“打了一年工，一分钱都拿不到，怎么面对父母和子女，这个家，怎么回？！”这个与赖昌星交过手、铁腕风范的海关总署前署长说到这里，情绪明显激动起来。

　　农民工的薪水牵动一个国家的心。2003年，温家宝总理就亲自为农妇熊德明讨薪。2010年，恶意欠薪首次被写入刑法修正案第八条草案。2011年2月25日，该法案通过。

　　3月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回答记者为何“讨薪仍是屡讨屡欠”时称，恶意欠薪“入刑”后，各地已向公安部门移送300多起恶意欠薪案件，公安部门依法起诉200多起，已经判罪的有7起。

　　在牟新生看来，判刑少的情况不怪法院。“法院不是不想判，而是因为很多农民工薪水就是政府欠的。一些政府的形象工程是大工程，老板承包了工程，垫了资，最后政府一直赖账，检察院让法院很难办。”

　　老百姓怎样靠法律力量扳政府的“大粗腿”？在另一个会场，代表们也为相似的问题争论。

　　张庆伟代表发现，和其他类型案件相比，行政案件一审和解率达到48%，“但和解掩盖了一些政府行政执法当中的问题。”

　　“总是和解，错误的执法行为就得不到纠正，就是纵容政府继续犯错！”张庆伟说。

　　“法院在主观上是公正的，但有时候，他想公正也公正不了。面对行政部门的强势压力，谁能抗过当地的政府啊？”张庆伟说。

　　他自称在基层工作多年，了解那种“体制里面的感受”：行政部门怕打官司，更怕打败了以后，媒体一报，被晾在阳光下。“这不好看。哪个行政首长愿意年底总结的时候报一摞败诉数字呢？所以尽量和解。”

　　更重要的是，这种和解是要付出代价的，要拿钱。

　　言及此，张庆伟的声音提高了不少：这个钱从哪儿来？行政部门用的是行政执法收来的钱，不是执法人员个人的，也不是某个局长腰包里的，是财政的钱。用财政的钱买和解，本身就是慷国家之慨，慷人民之慨，慷财政之慨。

　　说到这个份儿上，坐在他旁边的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高院院长池强也要开口补充点什么，但张庆伟没有一丝要闭嘴的意思。接着，会议室里四面都响起了声音，人人都想发言，负责速录的小伙子只能停下，看着这群人大代表。

　　会后，池强告诉本报记者，张庆伟希望依法行政是正确的，但他认为，对事情的推动不是以谁告赢了为准，而是要以是否解决了实际问题为准。“法院判完了，不解决问题也不行。”

　　在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看来，法制建设任重道远。

　　这个做过特约检察员的委员发现，法律这个武器对老百姓来说，始终是不到万般无奈的时候不敢选择的，他们宁可相信找到领导，靠领导签字解决。

　　一个老百姓要靠找一个不认识的领导解决问题，概率看起来很低，可很多老百姓还是愿意这样。“一旦领导签字或表态，事情可能就好办一些。但打官司，输的可能更大。”王东林说。

　　“领导真的要少签字，多劝他们走上法院。与其多签字，不如让政府在法院多输几场官司，可能更有表率作用。”王东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