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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收入分配不公,给人们最直接感受的莫过于行业间存在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垄断性行业的高工资、高福利,往往与其它行业形成鲜明对比。两会期间,围绕如何调整分配收入,成为政协委员热议的话题。委员们纷纷表示,缩小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最根本途径就是打破垄断。要打破垄断,就必须放开限制,引进新的投资者,形成竞争的格局,只有这样才能让财富蛋糕分得更公平。
国企上缴红利应提高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委员分析说,在公众印象里:国有企业高管一边喊亏损,一边拿高薪；一些国有企业员工网上高调晒高薪高福利,引发公众不满和对立；独霸垄断领域,限制民营资本进入；哪个行业赚钱就进哪个行业,没有央企该有的责任感。北京市民张佳妮告诉记者,前几年一个又一个“地王”都花落央企,感觉它们是拉高房价的一个推手。
事实上,数据最能说明国有企业为国家财政所做的贡献。国有企业根据行业的不同,上缴红利占其利润的比例分别为15%、10%、5%和不上缴。
“必须降低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提高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水平。”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委员建议。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步子迈得更大,建议将国有企业收入分红比例提高到50%左右。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委员认为,国企上缴的分红可以拿出一定比例纳入社保体系,同时也可定向用于教育、医疗、等公益领域,弥补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短板,切实改善和保障民生。
“包括员工待遇、高管薪酬之类的项目,国企都要接受监管,向社会公布,避免造成更大的收入差距。”蔡继明认为,尤其要避免央企高管薪酬屡创新高却喊亏损、盈利几百亿却仍向国家索要财政补贴的情况。
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不是说国企不好,举国搞企业不是坏事。”中国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委员说,比如韩国的三星和LG、现代汽车等。同理,大型国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更能为国家争取利益,但国企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现在到了该做决定的时候了。”刘明康强调,事实证明,民营企业能解决更多的就业,现在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是最大的民生。国企民企的关系应该是国资开局,民资跟进。现在国企做大后不愿退出或分享,有“小政府”的外号,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委员非常欢迎民营资本进入通信领域,但光有政策导向不行,还必须出台更多的准入办法,让国资委“放行”。他说,联通资费近年来一直在下调,一个号码有几种套餐可以选择,“但是如果民资进入后,有一百种套餐可以选择,对用户来说当然更好。”
“国企就该画地为牢,不能什么挣钱就去投资什么。”蔡继明委员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那就应该立法把国企限制在确保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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