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在人民网做访谈节目时，谈到为什么人们总是感觉自己不幸福的问题，崔永元指出，如果看收入数字，收入肯定是比以前高了，但为什么大家并不觉得自己挣的更多了？这是因为我们挣钱的增长幅度赶不上物价的增长，“所以很难在钱这方面找到幸福感。”（3月11日《广州日报》）

　　崔永元说，自己现在的工资单上每月是8000多元，再加上其他收入，每月过万甚至更多都没有问题，但却经常感觉“钱不够花”。而感觉“钱不够花”的人可不只崔永元一人，日前有媒体报道，北京收入过万的工薪阶层却倍感焦虑。虽然许多人说自己的收入两三千，还要承担养老扶幼的责任，不明白收入过万的人焦虑在何处，但这并不妨碍很多人对焦虑感的认同。归结起来，这份焦虑的来源无非是有限的收入增长被高物价、高房价对冲，手头根本攒不了几个钱。如果不幸患病或者准备结婚生子，更是会倍感压力。看似过万的月收入，带来的效用似乎还不如千元收入的效用高，满足感还不如上世纪八十年代。

　　事实上，许多人认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有着重要关系，如果单从数据来看，现如今的工薪阶层的收入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少高出百倍，那会儿珍贵十足的“万元户”如今满大街都是。但关键的问题在于，钱币的购买力反而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不断减少。来自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林道藩利用会议间隙到北京西绒线菜市场进行调研发现，10元钱在北京能买到三个苹果，或五张地铁票，或七个西红柿。这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社会财富越来越多，购买力却越来越低。

　　当然，严格来讲，月收入万元不可能会面饿肚子的危机，很多人没有万元的月薪，但也得养家糊口。然而，反过来，活下去是一回事，不焦虑、感到幸福又是另一个更高的层面。从根源上讲，工薪阶层感觉不到幸福，就是因为没法感知未来会怎么样，以现在的生活推及未来的生活，只能让人失去信心。

　　杞人忧天令人可笑，可是谁能说如今公众对“钱不够花”的焦虑不是杞人忧天呢？但这种焦虑不是公众的错。我们希望低收入者能够尽可能提高收入，及早步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已经具备相对高收入的工薪阶层，能够生活得更幸福，不用感到焦虑，为一些不存在的问题感到苦恼和压力。因此，如何重塑公众对未来的信心才是规避焦虑的根本举措。重塑信心需要扼制物价上涨，提高工资收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当个人的生老病死都能够得到保障、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不再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在物质层面公众的焦虑感会大大降低。

　　此外，更为重要的在于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竞争机制。经济学家、政协委员张卓元称，现在，“拼爹”已不再是个案，但一个“拼爹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应该说，“拼爹”早已不是什么秘而不宣的潜规则，“拼爹的社会”意味着社会机会的不公平，意味着社会阶层的固化，这只能加剧公众对未来社会失去信心。个人的出生背景、智慧、能力都有差异，但不论如何，一个有效的社会必须让公众具备均等的机会，公平公正必须是社会的基本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