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网3月12日消息：“依法行政，首先要有行政可依的完善之‘法’，尤其是程序法。”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应勇说，当我国在行政法立法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时，相应的程序法却仍是短板。为此，他在今年人代会上建议尽快启动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步骤。

　　在应勇看来，制定行政程序法，可以减少决策失误、避免资源浪费、及时化解争议、舒缓执政压力；完善的行政程序规则，亦有利于提高政府效能。“这是制定行政程序法的重要目的之一”。从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国家经验看，以公开、公正和效率原则为主线建立起来的行政程序规则体系，在减少决策失误、保障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听证制度给予利益相关方以参与行政过程和表达意见的机会，有助于全面收集意见和信息，集合众人智慧，为科学决策奠定了坚实基础；回避制度旨在帮助行政机关摆脱偏私、保持公正立场，为科学决策排除了干扰；时效制度要求行政机关及时作出决策，使科学决策的成果不致因行政效率低下而时过境迁。”应勇说，目前我国行政程序规则集中于《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几部法律之中，其余则散见于大量的单行管理法中。单行管理法涉及的程序规则是零散的、片段式的，无法为连续的行政过程提供稳定依据。只有行政复议、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三种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则较为系统。这样分别规定的模式，无法对行政程序基本原则和共同制度作出统一规定，容易造成规则冲突和重复。“由于程序规则尤其是行政行为生效要件、当事人程序地位等总则性规定的缺失，行政机关经常陷入无法可依的困境，此时寻找可行的法律方案，势必付出更多的时间、人力、费用等行政成本。而程序规则上的大量模糊、冲突乃至空白之处，恰如程序滥用的一道道方便之门。”

　　应勇提出，要解决上述问题，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针对各类行政行为分别立法，二是统一立法。两相比较，后者立法周期更短，还可以避免重复立法和规范冲突，更为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