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话直说不仅是个问题“脱敏”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

　　今年两会新风扑面,代表委员畅所欲言,频频提及“敏感话题”,不仅让媒体“解渴”,也让公众感受到了务实的作风。事实证明,只要打开天窗说亮话,“敏感话题”其实也可以“脱敏”。

　　3月5日,针对个别地方禁止记者异地采访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不赞成”；3月6日,在北京团开放日回答记者提问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很自然地提起了“放宽二胎”的建议。类似话题之前很少见诸媒体,而现在却能摆在桌面上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这自然可以被视为民主的进步。没有“敏感词”的两会,更容易使代表委员忠实地表达人民意愿。

　　或许有人会认为,以上两位敢如此直言是因为他们身居高位或者深孚众望,其实代表委员直言无忌,并不需要拼职位和名望,因为说话原本就是他们在两会上的基本权利。代表委员参加两会,不只是带着耳朵来听的,他们不仅要行使知情权和参与权,还要行使表达权和监督权。一切权力来自人民,要保障民意得到充分表达,就必须让代表委员有足够的言论空间。无论哪一级官员和部门,都无权给代表委员设定“敏感词”,相反,代表委员却有要求和质询官员回答“敏感问题”的权利。2009年,温家宝总理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就与农民代表顾双燕说过“你是人民代表,有要求我的权利”,这可谓一语中的。

　　当然,权力来自人民的观念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有待于强化,如果对人民的权利没有足够的敬畏之心,那么代表委员表达民意的渠道就可能在个别环节受到阻滞。据媒体报道,全国政协委员戚发轫说,前几年他曾就某个问题写了份提案,没想到,他很快接到电话,有人称该提案“太敏感”,希望撤销这个提案。去年,他关于此事的提案终于正式出炉。他对于提案办理工作“不满意”的打分,令“相关部门”紧张了,多方做工作,希望戚发轫能尽量改成“满意”。由此可见,要让所有代表委员畅所欲言,还面临一些阻力。

　　一些人之所以对“敏感问题”特别敏感,未必就是问题真的敏感到不可触及,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不愿触及问题背后的利益格局。在个别地方和部门,出现问题之后不是以积极的态度解决问题,而是习惯贴上“敏感问题”的标签,搁置在台面之下。“捂”和“压”的方式不但不能使“敏感问题”脱敏,反而可能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有话直说不仅是个问题“脱敏”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前段时间,广东陆丰的“乌坎事件”也曾让当地感到棘手,并视为“敏感问题”,但是在转变了思维方式之后,通过法治的引导,最终还是找到转机,也为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积累了经验。

　　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还需要各方继续解放思想,如果抱着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碰的条条框框,只说些不痛不痒的话题,那么人民的利益诉求就很难得到充分表达。因此,不避“敏感问题”的代表委员不仅是自信的,也是尽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