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改革之声再次震天价响起来。有人统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一词出现了近70次，彰显本届政府在最后一年任期里攻坚克难的坚定态度。

　　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为改革鼓与呼。

　　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依据这种说法，还有一种具体的解释，就是我们的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三十多年并取得巨大成就，究其原因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即一项经济政策能够至少有利于一个人，而不会对任何其他人造成损害。先易后难的增量改革是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之外另开辟一块，从而释放出民营经济的活力。而现在，帕累托改进让步于相对剥夺感，对于先做大蛋糕的共识让步于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切好蛋糕的呼吁。软柿子都改完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改革有易有难，这一点我也不全部否认。但是，若是让我认同以前的改革都是容易的，都是“软骨头”，而今后的改革全是难啃的“硬骨头”，那得需要用事实来说服我。

　　改革从来没有过一帆风顺的时候，中国的改革也是如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经历的艰难曲折，风风雨雨，我这里不详说了。就说邓小平南巡讲话那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人民冲破了“姓资姓社”的束缚，确立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基础。放到20年后的今天来看，这一涉及到政治观念和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决不能说是容易的事情。“事非经过不知难。”我们这一代经过“姓资姓社”运动的人，太知道改革要破除“姓资姓社”有多难。我们的“邓大人”一生三落三起，至少有两次是因为被指斥“姓资”而打倒的。他老人家在88岁高龄时带领中国人民冲破“姓资姓社”这个几十年的政治紧箍咒，“左”的那一套东西，请问：这容易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我再举一个不容易的例子。尽管不是改革造成的，却是在改革中经历过的。朱镕基在2003年1月27日《值得纪念的五年》讲话中说：“过去的五年，是新中国发展史上一个相当特殊的阶段。一是正面临着世界经济不景气，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许多国家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二是面临国内大量困难，包括1998年的特大洪水、1999年的相当大的洪水，遭受了自然灾害；又正赶上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国内市场不景气、生产萎缩，造成1997年1000万职工下岗失业。”现在的改革再难，大概也没有“1000万职工下岗失业”那个时期推进改革之难吧！如今的国企赚得盆满钵满，我总觉得不能忘记当年的那些下岗失业职工做出的牺牲。谁忘记了改革的艰难和那些为改革做出过牺牲的人们，谁说他们容易，谁就是数典忘祖。

　　改革遇到的不是改革本身的难易问题，而是改革碰到了自身的利益，再容易也变成格外难啃的“硬骨头”。最容易的改革是高唱改革，空喊改革，挂在嘴上的改革，看别人改革，让别人改革，或改革别人。舍此之外的改革，总体上说不分先后，都是知易行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