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12年GDP目标为7.5%，这其中既是中国政府降低增长速度主动“减负”，也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决定的。

　　中国经济经历了十年“超高速增长”，年均GDP同比增速达10.48%。在这期间，有劳动力供给的快速增长、高储蓄率支持的资本存量扩张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三个方面的贡献。未来10年，中国要素结构面临重大趋势性转变，随着我国要素红利期满，传统国家盈利模式受到严重冲击，要素结构整体升级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因此，中国经济告别两位数的增长也是必然的。

　　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人口红利”开始衰减。未来十年，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速将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整体经济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也就预示着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来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工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减少，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将出现趋势性下降。

　　首先，“人口红利”下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总体劳动力人口的下降。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劳动人口比重十年来首次下降。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4.4%，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二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农村还能再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量的数量已经不是那么多了。三是中国老龄化程度，中国第6次人口普查人口老龄率为8.9%，但到2050年左右大概30%，中国老龄化的程度开始在加强。而随着“人口红利”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会放缓。预计今后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将保持在0.8~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再现“九五”、“十五”期间每年1.35~1.45个百分点的增幅。

　　第二是“资源红利”衰减后经济增长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中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上限――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生态容量约束、气候变化约束。由于资源本身具有难以再生的特性，因此以不断耗竭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

　　第三是传统模式增长到极限倒逼中国增长动力“换挡”。从中长期看看，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发达国家的支出能力，导致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总需求出现明显下降，出现了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结构性冲突。特别是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转、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五大因素的影响，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并将步入递减区域，中国依靠增加劳动力投入、加快资本形成以及“要素驱动型”模式已到尽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亟待实现重大转换。

　　未来十年，加快要素结构升级，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技术提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当然，在整体要素结构升级的过程中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要和资源禀赋相适应，结构调整也不要过于剧烈，这样可以避免在“要素红利”形势逆转下，比较优势出现真空的状态。因此，现在最好的延续方式就是拉动内需，一边升级产业结构，一边挖掘要素红利的潜在空间，给经济平稳“着陆”留下缓冲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