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丁国锋

　　2011年,在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的“打黑”战绩中,以37岁的安徽籍农民刘运能为首的黑恶势力团伙犯罪案引起了记者的关注: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17名被告人中,除了主犯刘运能等3人为“70后”外,其他14名被告人均为来自安徽和河南的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在非法利益诱惑下聚集在刘运能周围无恶不作,仅被公安机关最终查实的聚众斗殴犯罪就有8起,寻衅滋事犯罪27起,此外,该团伙还涉嫌非法持有枪支、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多项罪名。

　　“他们不是简单的‘老乡抱团’式犯罪,而是具有明显的黑社会组织性质,先是借帮助老乡和企业主解决劳资纠纷为名采用暴力威胁手段牟利,逐步涉及到向小赌场收取保护费,最后垄断了江阴到安徽、河南商丘的客运线路,用非法手段迫使正规运营车辆退出市场。在这一团伙势力日渐增长的过程中,部分涉世未深、无所事事的年轻外来人员竞相投靠该团伙。”大队教导员陈栩麒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说,2010年、2011年办理的6起涉黑犯罪案件中,都有年轻一代外来人员的参与,大多以“老乡”为纽带,有的还“沾亲带故”,由于游荡在当地或周边城市找不到合适工作,逐步走上了靠非法手段谋生的犯罪道路。

　　“这些未成年人的父母有些早已在苏州工作,他们虽生在苏州,却由于生活理念、家庭教育的差异,无法真正融入城市。部分未成年人父母还在原籍,而盲目跟从年龄稍大的到苏州打工,文化程度底法律意识淡薄一时无法辨别是非从而走上了犯罪道路。”苏州中级法院少年庭庭长陈绮说。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相对于外来人员中的“二代犯罪问题”,由于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部门和组织统一进行有针对性的课题研究,相关信息零散、政策措施模糊,还直接影响着对这个群体在教育、住房、就业、社会保障以及维权救助等社会管理各方面的“综合施策”。

　　年轻一代打工群体对家乡的留恋感变低,对网络、娱乐方式等新事物和生活方式的追求远高于20年前的老一代打工族,但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的差异和法制意识淡薄,加之目前城市基于“人口承载力”的压力,在一些领域无法实行完全的“市民待遇”,导致这部分群体普遍存在着“回不去、融不下”的问题,也衍生出了对“外来人员二代”如何有效管理的新课题。

　　苏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张跃进认为,要解决“外来人员二代”的服务管理问题,首先要深入研究分析以往的外来人员管理的经验,从中寻找突破口,为发达地区有效接纳这个群体提供新思路,也为目前承接产业转移的、外来人员数量不断攀升的欠发达地区提供可借鉴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