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我国约有2.5亿农民外出打工，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土地，以老人和妇女为主的留守队伍在务农人口中所占比例增高，加上新生代农民工“跳出农门”的愿望日益强烈，“谁来种地”的隐忧由此而来。

　　据测算，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有2.79亿人，按18亿亩总耕地面积来算，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6.5亩耕地。这一数字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地少人多的总体特征并没有根本改变。

　　当然，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必然改变农业人口众多的状况，而且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发展现代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也减少了农业劳动用工。统计显示，去年我国耕种收3个环节的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53.5%，创历史最高纪录。

　　农业人口减少已成必然趋势，与之伴随的是各地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产品行业协会等，不仅促进了农业科技推广，助推了耕作技术进步，更延长了农业产业链，增强了农民在市场中的议价权，提升了农业比较效益，从而将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引向农业。

　　由此可见，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代表的各种合作组织的出现，解决的将不仅是“明天的耕地谁来种”的问题，更重要的还能解决“怎样把地种得更好”的问题。然而，现在这些组织的整体实力还比较弱，还没能形成强大的带动力。他们如何发展壮大，是我们当前应着力研究与解决的课题。

　　各种合作组织的发展，最重要的要素是人才和资本，人才、资本在市场中的流动是趋利的，如果种田还要倒赔钱，这些要素怎么肯流向农业？因此，问题的实质是种地能不能赚钱。

　　一方面，我们必须注重保护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千方百计确保农民在经济成长中优先受益。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运用科技手段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应是提高农业比较效益的必然选择。同时，各级政府还应进一步完善价格与补贴政策，逐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将稳步提高粮食市场价格作为粮食价格调控的指导思路；加快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提高补贴价格，完善补贴发放方式，严格补贴监管。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大力整合与农业生产相配套的公共资源。现代农业绝不是买进一台先进的机器，然后雇佣一个人来操作那么简单。要让机器发挥好作用，还得有融资、物流、电力、销售等一整套体系。如果公共资源配套不足，网费高、电费贵、贷款难、流通不畅，农业生产的成本必然难降。因此，我们应不遗余力地完善农村金融信贷政策，降低农业资本使用成本；加强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交通和气象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物流条件，降低农产品外销的物流成本；稳定化肥、种子等农资价格，完善涉农生产服务业的税收和收费政策。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