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5日，深圳外来女工杜娟在厂房的卫生间里撞破头，因为事关600元“全勤奖”，她自服止痛药，忍痛工作了3天，坚持到休息日才去医院，检查后发现是脑出血。一周后，女工杜娟停止了呼吸。

　　这是一个令人无比痛心的事件。对于许多人来说，杜娟事件实在是不可思议，为了600元“全勤奖”，冒着身体健康和安全的风险，带病坚持上班。然而，看看杜娟生前的处境，就不难理解她的这种选择。杜娟来自国家级贫困县，她的收入一直徘徊在最低工资标准线，此前，为了这个“全勤奖”，她已经放弃春节回家与亲人团聚。600元对她来说，可能是不得不特别倚重的生存之需。

　　为了一笔在很多人看来不算多、甚至有些微不足道的奖金，为什么有病要硬撑着以至于身亡？人们讶异于杜娟之死，其中表明社会对底层群体的生活状态，可能正在失去想象力和感受力。其实，杜娟的悲剧映照出低收入群体一种比较普遍的行为选择，即以身体做赌注去换取生存所需，比如矿工知道工作的矿井安全生产措施并不健全，仍然不拒绝下井去冒险。他们这样做，无非是受自己和家人的生计所迫，换句话说，他们微薄的收入限定了他们别无选择。

　　这种收入状况限定生活状态的现象，并不只见于低收入群体，事实上也见于中等收入群体。只不过中等收入群体不为衣食温饱所困，但生活的多样性却受收入的限制和压缩。昨天有媒体报道说，北京一位新入职的上班族即使月入7500元，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收入水平也称没有安全感，下班回家只能宅在家里，他甚至不敢谈女朋友。虽然不同的收入水平决定着不同的生活质量乃正常现象，但我们看到的是，人们正常的生存需求乃至情感需求因收入关系被排除在外，生活质量又何以为凭？

　　生活的可能性乃至生存的可能性被收入水平所限定，这种受限定的生活，正常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生活，似乎已经成为不少人的生活常态。一方面是个体的自我否定，许多人自觉地自我限定，不产生超越收入水平的非分之想。另一方面也存在社会否定，收入或者金钱拥有的多少，似乎是衡量一个人的唯一价值标准，收入不高、财产不丰就意味着失败，不但被人贬低，而且婚恋等正常需求似乎也不配，有房地产广告就宣称：结婚不买房就是耍流氓。

　　收入排斥正常需求，这并非仅仅是经济问题。民众工资的增长赶不上物价的上涨，收入水平难以承受必要的需求，这是一个可以解释的原因，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一定经济手段。然而，我们应放开视野，以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来看待并解决这个问题。在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里，人人过着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低收入者也不例外，乃基本准则。正常需求被收入扼杀，很难说是体面、有尊严的，这或许是今后深化改革必须正视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