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避制度只是诸多约束公权力制度中的一个，它只能努力在这些领域和渠道防止公权力谋私利，而在其他领域和渠道则有赖于其他制度的建树。

　　在古代，“举贤不避亲”。在当代，官员要避嫌。这一避，让出的是社会进步。对于公权力来说，建树严格的回避制度尤其紧要。

　　15年前，国家即初建了这种制度。时过境迁，制度的不适应加速显现。原因在于，公权力为自己和亲人谋利的手段、方法、渠道已是花样繁多。不从制度上加以规约、细化，不仅会损害社会公正，也会损害公权的公信力。当人们认为公权力已成谋私利的工具，公权力又该如何自证清白？

　　或许正是这样的大背景，催生了相应的制度规范。近日，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显然，新规不仅比1996年的“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办法新增了“地域回避”，更在具体细则方面切近了具体实际。这表明，公权力在努力从制度上捍卫公正与公信。

　　本来，夫妻之间是上下级关系、在自己的老家当一把手、儿子应聘父亲招聘一类的事情，即使你绝对清白、秉公做事，也难让公众信任。你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越解释就是越掩饰，结果就常常变成“鬼都不信”，除了使官员和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急剧下降之外，别无长处。还不如干脆主动、自动回避，“瓜田李下”之嫌就难有市场。

　　然而，即使制度上有严规，从政伦理上有明约，道理上也很浅白，却屡有一些地方一些人在一些公务活动中视“回避”如无物。近些年此起彼伏的“萝卜招聘”即是不讲回避的实例。

　　由此看来，回避制度要真正在现实中起效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然而，即使严格地施行了，若无其他制度同时进行规约，结果又会如何呢？如两官员相商，你把我儿子招进去，我为你办一件事，完全符合回避制度，却达成“共赢的美事”。可见，在一些官员那里，还巴不得有回避制度来遮盖呢。

　　回避制度只是诸多约束公权力制度中的一个，它只能努力在这些领域和渠道防止公权力谋私利，而在其他领域和渠道则有赖于其他制度的建树。但从总体上看，在这些制度不断健全之后，公权力暗箱操作的空间会不断被压缩，其腐败的难度和成本也会逐渐加大。不过，如何让公权力的手变得规规矩矩，仍是难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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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评论员乔子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