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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勇
中组部、人社部近日印发《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规定公务员要进行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和公务回避。(2月24日《新京报》)
地域回避实行了很多年，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起到预防腐败的作用。纪检监察部门查处的众多市、县、乡镇三级主职官员的腐败案，很多都是异地为官。比如安徽省前几年集中下马的18位县委书记多是异地为官。再者，不少大权在握的副职领导同样腐败，甚至一些一般的小科员也搞大腐败。
事实上领导干部只要权力在手，不受约束，本人又经不住诱惑，不管在哪里任职，也不管是主职还是副职，都会走上腐败道路。换言之，导致腐败的关键不是干部是否异地任职，而是权力是否得到有效的监督和约束。而对县、乡镇两级基层政府而言，地域回避带来的负面效应远大于预防腐败的效果。由于正职是异地任职，要花一定时间了解当地情况，熟悉之后，还没来得及施展抱负，又被以预防腐败的名义调离，导致政策得不到延续。同时，使得一些干部敢于乱来，大不了拍屁股走人，毕竟异地为官没有任何顾忌，不像本土干部还要考虑到在家乡的评价，想要一个好名声。
我甚至建议，与其推行和强化地域回避，不如学习欧美和香港地区做法，强化权力的阳光透明运作，推动基层干部本土化，切实约束权力，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这才是预防腐败最有效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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