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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已有20年历史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从“治安”到“管理”，一词之换，意味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转变。
随着中共十八大的临近，中国社会的改革呼声也再次高涨。近日，纪念邓小平南巡20周年的文章频繁见诸大陆报端，有媒体评论称，中国已初步完成了工业化的积累，处于社会治理架构升级的关键时刻。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社会管理”话题的关注度已攀上人民网关于2012两会调查的第三位。可以预见，这将是3月中国“两会”热议的焦点之一。
对于“社会管理”问题的关注，在大陆是全方位的，从执政者到普通民众，都对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问题感同身受。中国经济在30多年的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矛盾也逐渐堆积，在物质财富迅速膨胀的同时，焦虑情绪在社会上蔓延。
应该说，中国高层始终对此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早在2004年6月，十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而“完善社会管理”这一概念，则出自200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
社会管理由此列入中国政治的最高议程，在2011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社会管理及其创新”被列为讨论主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开班仪式上强调，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2011年中国“两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更首次在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占据重要篇幅。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
对“创新”的理解，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新的思想解放。社会管理问题在政策层面的阐释，还需要在操作层面得以创造性的实现。
“不要以为社会管理就是维稳，防止社会不稳定最好的方法是消除不稳定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景天魁向中新社记者指出，“社会管理创新要治本，要从社会基础建设开始，应花大力气建设完整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机制。”
这位专家指出，在民众维权、政府维稳的冲突中，要切记“宜疏不宜堵”。直面矛盾、理性解决冲突，是去年一些地方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成功经验。
从“治安”到“管理”的转变，核心在于社会管理是需要全社会参与，社会问题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治”，还应该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管”。
在知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社会改革这个门槛必须跨过去。如果跨不过去，社会就没有出路。如果跨过去了，中国社会就会有无限的希望，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人们期待，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两会”代表、委员能就此议题献计献策，以更加务实的精神、创新且可行的构想，共同推进中国迈入全新的社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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