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议公务员聘任制难掩一种权利焦虑_新闻台

　　据2月20日《南京日报》报道,江苏省主管部门目前正在研究制定《江苏省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试点办法》（试行），让一聘定终身的公务员变成“合同工”，办法有望在年内出台,先在部分地区和单位试点。按照国家《公务员法》，所谓聘任制公务员，是指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对不涉及国家秘密的专业性较强的和辅助性职位，按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以合同的方式聘用而产生的公务员。

　　既然《公务员法》早已有相关解释和规定，那么推行公务员聘任制就不是什么制度创新，眼下这条新闻成为新鲜事，意味着这一制度的推行还未全面推开，仅仅是试点，意味着大部分地方还没有落实。

　　正如法律所规定的，聘任制公务员只是公务员群体中很小的一部分，且范围严格限定在“专业性较强和辅助性的职位”。这意味着，一小部分公务员之所以进入聘任机制，不一定是为了建立公众所期待的“能进能出”的公务员管理制度，而可能只是通过部分职位实行聘任制来减轻行政机关的“人员支出负担”。

　　这样看来，所谓公务员聘任制并不等于一些人以为的那种退出机制。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本不该热起来的新闻会如此受公众关注。毕竟，供养公务员的财政支出都来自纳税人的口袋，公众当然希望自己的每一分钱都能“好钢用在刀刃上”，这其中当然包括，对于不称职的公务员应该建立起一种常态化、制度化的淘汰退出机制。但事实上，退出机制跟这种聘任制并不是一回事。

　　虽然《公务员法》明确规定了公务员的退出条件，但执行中却未能显现出太大的威力，公务员辞退率依然较低。2011年初，在《公务员法》实施5周年之际，全国有600多万公务员，但5年来仅辞退4778名。这一定意义上说明公务员还是“铁饭碗”，并未建立起真正的淘汰退出机制。没有适度的淘汰压力，再自律的个体也很易出现懈怠情绪，而公众会因自己的权利无法约束权力，而陷入习惯性焦虑，以至于每一次对涉及可能打破公务员“铁饭碗”的新闻，公众总是给予超乎寻常的关注。

　　如何从制度上建立起具有活力的公务员淘汰退出机制，从而缓解公众由于权利无法约束权力的焦虑，已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