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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出书分享自己的思想经历,颇能引人共鸣,但也有一些官员写书却另存目的。《小康》杂志记者梳理近年来十位落马官员的著作发现:在其背后存在多重的利益驱动,出书已经成为新型贪腐的隐蔽通道。(2月11日中国新闻网)
著书立说一直是中国文人的终极理想。在出版业高度发达的时代,文人的这个理想很容易成为现实。如今,不仅文人,普通人出书也成为平常事。花钱弄个书号,再加点印刷费就成。不图卖书挣钱,馈赠一帮子文友倒也能挣来体面。今 天这个时代,文人多从政。当了官的文人,很多一边施政,一边惦记着出书。当然,这没什么可说的。只要他官当得称职,出书似乎无关紧要。但出书已成为新型贪腐的隐蔽通道,可能就是有关紧要的事了。
《小康》杂志的报道,为我们呈现了当下官员出书的乱局。2011年落马的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写书为捞取“政治资本”。他曾经为评选中科院院士,组织专家用2个月时间为他“写”了3本书;他还曾“难以置信”地在一年多时间内“著”了2本书(119万字),编了5本书(477万字)。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采取著书立说在本系统内卖天价书的手段,为自己敛财,其中一本书单价就达566元,其非法经营额高达1700余万元。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在位时出过两本书,均通过市委宣传部向党政机关强行摊派,几年下来他就“挣”了3000多万元……
据说,官员出书敛财,有一个“优雅式腐败”的戏称。也许,这个新型贪腐的隐蔽通道,正在逐步公开化,呈现愈演愈烈之势。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腐建设也该与时俱进,尽快从“顶层设计”上,堵住这个“通道”。也就是为官员出书立规矩。
出书敛财也好,“优雅式腐败”也罢,无非是官员借助手中的权力,或利用权力的影响,中饱私囊。本质上,与通常的贪腐并无二致。由此,笔者试着给这个“规矩”提出建议,建立官员出书的报告、审查、监督机制:凡官员出书前,都要向纪检监察部门报告,并提交书稿;相关部门接到报告后,对书稿内容进行审查,对出书资金来源进行审查。出书后,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员包括公众代表,对书籍的销售进行严格监督,凡以公款购买或者集体购买的,款项一律没收,并以违规违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