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开始的时候，苹果公司还在为创记录的季度利润而洋洋得意，然而到了上周结束的时候，该公司则经历了一场公共关系的“大倒退”。1月26日，《纽约时报》披露了苹果在中国组装IPAD和IPHONE的工厂剥削工人的现象。这一采访了36位现任或前任苹果雇员及苹果供应商的深度调查报告，重新点燃了媒体对苹果“血汗工厂”的兴趣(《东方早报》1月31日)。

　　就此，不得不要承认，或许对不少内地社会公众来说对“血汗工厂”认识，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与媒体对为苹果代工的深圳富士康“跳楼门”事件联系在一起的。而苹果公司产品的高利润与代工厂劳工的严酷劳动环境之间反差，则又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社会对“血汗工厂”的关注。而更加重要的是，苹果“血汗工厂”还为社会揭示了企业公民与经济动物之间分野。

　　其实就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看，虽然不能否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不仅可以是企业的主要追求，同时也应该是企业在市场做大的前提。不过与此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现代社会企业早已不再是、也不能再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那样，企业的发展与利润要靠无休止压榨劳工的“剩余价值”与透支身体健康来获取。而企业恰恰要在自身得到发展同时，并要承担起为劳工生活改善与身心健康提供发展条件的责任，可以说，这是与企业获取利润相伴相随，同等重要并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否则，即便是像苹果公司这样能获得再漂亮的业绩，那也最多只能说是一种“经济动物”，而不是现代社会所真正需要的“企业公民”。

　　在此具体就以苹果公司的创记录的季度利润来说，虽在表面上苹果公司似乎有一定理由因此而洋洋得意，然当这种被苹果公司创记录利润是来自低成本的恶劣劳动环境，并以牺牲劳工身体与身心健康为代价，或者说白了，当人们了解苹果公司如此所谓的创记录利润有相当部分来自像深圳富士康这样的代工企业，并进而与“跳楼门”密切相关时，那或许就会有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公众会理所当然地提出这样的质疑：如果这样的工厂不是“血汗工厂”，那还有什么工厂会是“血汗工厂”，能算是“滴血经济”？

　　而更加重要同时要警惕的是，现代社会早已不是夏衍小说《包身工》中所描述的社会，工厂管理者也不能再是《包身工》中缺乏人性的“拿摩温”，而劳工更不能再像是小说中饱受欺凌的“小珍子”。否则，不仅这样的企业不是现代社会需要的“企业公民”，而只能算是一种“经济动物”。并且，对这样缺乏自觉、自律的的企业，还要强制其履行自身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这，就是笔者为何要说：苹果“血汗工厂”揭示企业公民与经济动物分野的原因。

　　(来源:中国江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