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长春1月8日体育专电 王濛被禁，周洋缺阵，第12届全国冬运会短道速滑开赛已两天，公众对这两名冬奥冠军的关注度并未因为她们的缺席而降低，“濛洋话题”依然是媒体和冰迷的舆论热点。从2011年的中国短道速滑队两起负面事件，到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日前强调的“不做冬运项目发展历史罪人”，本届赛会在倡导文化办赛回归体育本质的同时也在向体育道德建设领域延伸。

　　“不知道！”“不想接受采访！”经历了一场场舆论风波之后，作为公众形象的周洋依然没有学会如何与公众打交道，语言的冰冷堪比短道速滑赛场的冰面，这种表现与3日晚点燃开幕式火炬时的灿烂笑容形成强烈反差。

　　2011年，中国短道速滑队连续发生了“丽江事件”和在青岛的内部冲突事件，引起了社会舆论和公众的关注。刘鹏形容其严重损害中国体育的良好社会形象和公信。王濛因此失去参加本届冬运会的资格，与王濛私交甚笃的周洋也深陷一系列风波而状态低迷。业内人士认为，“濛洋话题”的背后既有运动员个人性格修养使然，也折射出我国体育道德建设的新课题亟待完善。

　　我国竞技体育实行的是举国体制。多年来依靠这一体制，我国培养了大批竞技体育人才，在国际赛场上取得辉煌成绩，极大激发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伴随着这一传统体制而来的矛盾也日益凸显——“金牌指挥棒”令运动员竞技水平与文化修养呈现出失衡态势。王濛、周洋这两位昔日正面典型如今备受争议，正是失衡态势的冰山一角。

　　在日本和美国等体育和教育发达的国家，专业运动员是依照“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的教育体制培养的。而中国的体校式培养模式，让青少年自小就放弃文化课学习专攻体育，唯成绩至上，唯金牌独尊，加之中国80后、90后的自我标榜特质，导致相当一部分运动员无法完成“内外兼修”，极端者甚至出现醉酒滋事、打架斗殴、涉赌涉黑等，这些不仅在冬季体育范畴，在足球、篮球等一些大项目领域也时有发生。

　　中国德育文化有两千多年的传承历史，81章的《道德经》有44章在论述“德”，诸如“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等。体育作为教育的分支，既在夺标也在育人，体教合一的人才培养体系如果脱离了道德建设则会沦为空谈。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曾强调：“离开了教育，奥林匹克主义就不可能达到其崇高的目标。”

　　在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型的背景下，2011年第七届城运会以“取消金牌榜”的方式对我国青少年体育人才的培养机制进行了有效的探索，但仅从物质角度入手还是不够的，触及心灵的完善才是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课题。

　　业内人士指出，“濛洋话题”不过是浮出较为明显的焦点，在其之下还有一系列暗流涌动的矛盾和流弊，这些也深刻提醒中国体育界：人格培养比竞赛成绩更重要。文化水平与体育水平的同步提高，应该是我国未来体育发展的方向。中国需要能在竞技场上争金夺银的优秀运动员，同样需要人格健全的高素质优秀人才。个人的修养更能决定一个运动员甚至一个冠军能“飞”多高、多远。

　　如同利物浦传奇人物香克利对足球的论述：“足球无关生死，足球高于生死。”古今中外的先贤哲人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先做人，再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