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判例”厘清职业打假的是非边界_新闻台

　　号称成都“职业打假第一人”的黄某及其“雇佣军”，以举报电视台播发虚假广告为由，跨越多省，向309家电视台索要241万余元。日前，黄某被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犯敲诈勒索罪，判处特有期徒刑7年。（1月6日《华商报》）这一判决，为沸沸扬扬争议颇大的一场诉讼，画上了一个休止的句号。但其中许多值得思索的事情，并不会因为法槌的敲响而终止。

　　首先是职业打假人的自律问题。我们知道，职业打假在我国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从打假人最初单打独斗孤军奋战，到现在合纵连横成立公司，职业打假早已形成了可观的规模。而在这一过程中，职业打假也由最初交口一致的赞誉，到现在毁誉参半，既被称为英雄，也被骂作刁民。

　　不能否认职业打假的积极作用。以上海静安区法院的统计为例，前年该院受理的99件消费者维权案件中，有近九成是职业打假。可见职业打假在维权中的比重何其之大。但是有人认为，职业打假属于知假买假，主观上并没有受到欺诈，本质上却是营利行为。如果保护这种利益，不符合消法的立法目的。但是，没有法律条文认定职业打假就是非法职业，就像倒卖军火卖淫贩毒那样。既如此，它就是一个合法的行当，何况它还有巨大的净化作用。既然是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就不同于“自愿者”，只有付出没有（经济）回报。但是，真理越出一步就是谬误，打假也是一样，本来是正义行为，可如果行为偏激，或者借机敲诈勒索，就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这就是自律的问题。

　　其次，打假中的敲诈勒索，固然应当受到唾弃，甚或法律制裁，但其存在的土壤，也就是敲诈勒索每每得手的原因，也应当坚决取缔。就像从2008年6月至2010年8月，黄某等以举报方式，向河南、四川、江西、安徽、湖北、贵州、云南、江苏、福建及重庆等省市309家电视台索取241.29万元，涉案300多起；而且对全国1000多家电视台用过类似手法，那么试想，如果不是这些电视台播放的医疗类广告存在夸大疗效等违法行为，他又何以会勒索成功？足见这些电视台，作为文化传播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也在从事违规宣传，以致将把柄留给人家，一旦人家举报，就折钱消灾。显而易见，这就不是“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应有的做法。从这点上看，这些单位为了赢利，置消费者权益于不顾，甚至就把消费者就当做欺骗的目标，并不比敲诈勒索有丝毫高尚的地方，不过是“文明”的敲诈勒索而已。

　　黄某入刑，虽然是一起个案，然背后有着一个群体的集体焦虑，职业打假人势必关注自己生存的环境。但愿这起判例，能为职业打假厘清是非的边界，让他们在法律的框架内大有作为，避免陷入私欲的泥淖。最终以民间正义之师，成为政府职能打假部门的友军，共同净化市场环境，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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