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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马望原
为了获取更加直观的效果，就可以不顾在押青少年的感受和未来么？在让两名在押青少年现身说法时，警方是否想到，他们也是孩子、他们也有未来？
新年假期的前几天，两名在押青少年被陕西咸阳警方带到了陕科大附中，不是参观学习，而是对3000名学生现身说法，当了一回“鲜活教材”。据报道，两名青少年分别因犯盗窃罪和抢劫罪被判刑，大的18岁，小的15岁。
此事经媒体报道，许多公众的第一反应是“太伤人”，是对未成年人权益的极大不尊重。我愿意相信警方的说法，并不是为了“让当事人出丑”，而是通过此举“对青少年加强教育、预防”。从现场反响来看，学生们“有的以泪洗面，有的若有所悟”，似乎也收到了成效。至于两名在押青少年，相信也不是“全无所得”，至少是积极悔罪的重要体现。
然而，为了获取更加直观的效果，就可以不顾在押青少年的感受和未来么？在让两名在押青少年现身说法时，警方是否想到，他们也是孩子、他们也有未来？
对于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予以特别的保护，这是国际通例。其背后既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也体现了一个国家刑事政策的选择。
犯罪学研究中有一个著名理论叫“标签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初级越轨”，但只有被贴上“标签”初级越轨者才有可能走上“越轨生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由于其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心理承受力脆弱，更容易受到外界评价的影响。
如果未成年犯罪人的身份信息被随意披露，将会给失足未成年人打上污名烙印，恶化其复归社会的环境，不仅违背了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也将极大地影响未成年人健康回归社会。
正因如此，不论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还是最高法《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不公开审理”的要求；还是《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都体现了同样的精神，那就是除必要的惩罚外，使其最大限度避免受到其犯罪行为带来的负面效应，为其改过自新创造尽可能宽松的环境。
面对质疑，咸阳警方有关负责人提醒更应该看到活动起到的正面效果，“只说一面，不说另一面，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确，凡事都有两面，但到底哪一面是主要矛盾呢？作为司法者应该比普通民众有更合理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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