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开“张去死”事件中的医患死结_新闻台

　　12月27日下午，网友“汪刚强”在天涯、凯迪等知名网络社区实名发帖称，患者张强（化名）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就医时，与医院收费人员发生口角。后者居然将患者的就诊卡上姓名篡改为“张去死”。（12月29日《潇湘晨报》）

　　“张去死”一出，舆论矛头便直指医患关系，所有怨气大都撒向了当事人和所在医院，以至于这成了一个无以解开的死结。张强夫妇放着院方许诺的万元赔偿不要，而只要个公开的或书面的道歉和象征性的一元赔偿，如此高姿态与院方的低姿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民意指向下，针对医患的评判与指责，或许本身也是一种道德层面的暴力，并不助于事态的化解，并真正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如果跳出医患这层关系，单纯从个体来看，这事就不值得放大。如同两人骂街，产生这样的结果，至少不是“空穴来风”，自有其某种原因，唯一的区别在于，双方的责任和过程大小不同而已。患者和收费员发生口角，收费员之后的过激行为，应当算是这种情绪的延续，仅是其个体行为的表达，若没有职业人的身份，这种性质跟村头泼妇骂街没有什么区别。

　　每个人都有制造“张去死”的权利。既便套上职业特性，也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将个体之错放大成行业之弊。犹记得，汕头某医院女护士的博主在自己的微博中，对病人生死相当冷漠，一心只盼着下班，并称病人开始吐血不关自己的事。殊不想，个体的抱怨成为对整个医疗行业的一种评判，使公众对医疗机构产生了更大的偏见。结果，先入为主的偏见，因此得到了放大，使社会公众对医疗机构保持高度的怀疑和警惕，成了医患关系对立的导火索。

　　事实上，医患关系的维护，必须基于医患双方，甚至是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社会对医疗机构和医生缺乏信任，对他们的职业操守保持天然的怀疑，一提到医生就会联想到收红包、吃回扣，一想到医院，就跟大处方、乱检查，乱收费沾边，一发生医疗纠纷，首先想到的不是协商和谈判，而是“大闹特闹”；而医院和医生，自身的苦处无以诉说，久而久之亦不予合作，医生跟患者之间不能成为朋友，缺乏沟通，关系越弄越僵，以至无以调和。

　　这种状况，对医患双方以至整个社会都没有好处，最终谁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医疗和社会管理的成本都会增加，无形中，整个社会都会陷入医疗行业的“公地悲剧”，每一个人在其间都显得无能为力。

　　从这一点来说，对于“张去死”事件，我们不妨跳出医患看，或是我们最现实和理性的选择。这不是“得饶人处且饶人”的中庸，而是基于事实，重建医疗信任的一种努力。若是某一方以过高的诉求，无穷透支信任；或者整个社会舆论，以过高的道德姿态，设置互信门槛，便成了另一种暴力――希望以此对医疗机构和医生形成倒逼，却不想可能导致强烈抵触。要知道，医疗机构也就仅是一个组织，医生也就仅是一个社会个体，离开整个大环境的要求与诉求，不过是乌托邦的寓言。（唐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