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沉浮录：从“一大代表”到“投敌汉奸”_新闻台

7月22日先召开了预备会，7月23日晚8时，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正式召开，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思，“党必须非法地工作”，并决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防止被密探盯上。因为当时上海租界已接到消息，说东方的共产党人要在上海开会，包括中国人、日本人、俄国人、印度人、朝鲜人等，租界为此投入了许多密探，准备好了抓捕行动。可是，当时在上海也只有李汉俊的哥哥家一处可用做会场。第一次会议后，24、27、28、29日又连续开了4次会（25、26日休会）。会议刚刚开始还算平静，可第二次会议上就出现了争论，会议主席张国焘认为共产党员不能在政府里任职，陈公博与李汉俊提出强烈的反对，后来陈公博回忆此事时写道：“上海俨然分为两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他感到“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7月30日晚，会议继续在李汉俊哥哥家一楼召开，13名代表只有周佛海没有到，因为他闹肚子，又吐又泻起不了床，躺在博文女校休息。8点多时，马林刚想讲话，忽然间，一个不速之客鬼头鬼脑地撞了进来，后经查证此人叫程子卿，与黄金荣是把兄弟，刚进法国巡捕房任职。他看到满屋子的人，忙说：“对不起，我走错地方了。”对此，马林警惕性很高，他立即让大家停止开会，所有的人分头迅速离开，李汉俊与陈公博为了掩护同志们就留了下来。他们上了二楼，在李汉俊的书房刚刚坐下，一群法国巡捕就蜂拥而至。巡捕进屋后，翻箱倒柜进行搜查，然后，将李汉俊与陈公博分开审问。

巡捕先审问李汉俊，李汉俊用流利的法语回答巡捕的问话，称自己是商务印务馆的编辑，刚刚正与一帮朋友在家里编辑新时代丛书。

审问陈公博时，巡捕上下打量了一番，用英语问道：“你是不是日本人？”陈公博头一抬，回答道：“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巡捕又问：“你懂不懂中国话？”陈公博答道：“我是中国人，当然懂中国话！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这次暑假是来上海玩的。”巡捕再问：“你住在什么地方？”陈公博干脆答道：“我就住在这里。”

陈公博不敢告诉巡捕真实的住址，因为大东旅馆他的皮箱里还有几本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和广东共产党支部的文件。要是这些书籍和文件被法国巡捕搜去，后果将十分严重。巡捕没有找到什么证据，悻悻而去。

又过了一会儿，陈公博下楼准备回旅馆。出门后，他发现身后有人盯梢，正好一辆黄包车过来，他便坐了上去。那人也招来黄包车，紧跟其后，陈公博要黄包车拉到大世界游乐场。进了大世界后，他东走走，西走走，先去听了一会儿评弹，接着又去看电影，趁电影场人多光线暗，陈公博摆脱了密探，然后雇车赶回大东旅馆。一回到房间，陈公博关上房门，打开箱子，把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书籍、文件拿出来全部烧了。

当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陈公博躺在床上难以入眠。下半夜好不容易进入梦乡，忽听一声枪响，接着便传来一个女子的惨叫，陈公博就再也睡不着了。天亮后，茶房告诉说，隔壁房间的一个女房客被人枪杀了，旅馆已经报案，巡捕马上就到。

陈公博一听，担心受牵连，马上带着妻子离开了大东旅馆。经过这一连串的惊吓，陈公博再也无心参加会议了，当天晚上他就与妻子乘车去了杭州。为了保证会议安全，一大代表们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陈公博却坚持不去开会，带着妻子来到杭州游山玩水，当他返回上海时，会议早已结束，陈公博成了一大代表中唯一一个半途而退的逃兵。

回到广州后，陈公博的政治热情开始下降，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陈公博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陈公博的行为遭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为了挽救陈公博，特派张太雷去广东，要求陈立即去上海向党组织做出解释。陈公博不但断然拒绝，还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不久，在广州党支部的会议上，陈公博宣布他不再履行党员义务，还扬言“拟离党而另组广东共产党”，就此，陈公博脱离中国共产党。鉴于陈公博分裂党组织，错误严重，而且不思悔改，影响恶劣，中共中央于1923年春决定将其开除出党。1922年11月，陈公博得到了汪精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由香港乘船去日本，随后去了美国。1924年，陈公博完成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硕士论文，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硕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大肆批评，这充分说明，他不仅在组织上脱离共产党，而且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成为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主义者。

1925年4月，陈公博回到广州，经廖仲恺介绍，脱离共产党3年的他加入了国民党。由于有汪精卫、廖仲恺的支持和信任，不久，陈公博就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仅仅几个月就进入了国民党核心领导层。

三、叛国投敌，成为汪精卫伪政权第二号大汉奸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此时的陈公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十分愤怒。当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时候，他曾与李济深一起，带上从阎锡山那里弄来的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刚刚就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命令亲信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了解前线战况。

陈公博到达北平时，古北口之战已经失败，陈公博先找到军令部部长何应钦，见面后何应钦气急败坏地说：“我军古北口失利，主要是我们的军队不执行命令，各自为政，危急时刻，擅自撤退。”陈公博又向撤退的士兵了解战况，一个拄着拐杖的伤兵呜咽着对陈公博说：“我们连100多号人，就剩下3人。狗日的日本鬼子，仗着武器好，又有飞机，连日对阵地狂轰滥炸。我们六十七军坚守阵地5天，只听见炸弹惊天动地，天昏地暗，不少弟兄连鬼子的影子还没见着就见了阎王。”这天晚上，陈公博失眠了。他想，日本军队的武器好，而且训练有素，中国军队如果硬与日本人碰，无异于以卵击石，这仗不能再打了，应该寻找一条不用流血而制止日本人进攻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