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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新华网，作者：高秋福，原题：《从“日本红色贵族”到“驻华民间大使”》
他有传奇般的经历，却从不炫耀于人。他身为贵族华胄，却宁愿做平民百姓。他是日本帝国高级外交官，却反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希求世界和平。他放弃优裕的国内生活，却长期寄居在中国，全身心投入日中友好事业。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大都不知道他的名字。而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和整个60年代，我国报纸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日本姓氏恐怕就是他。他总被冠以“日本和平人士”或“日本友好人士”的称谓。他就是西园寺公一。许多中国朋友尊称他为“西公”，而周恩来总理则称誉他为日本驻华“民间大使”。
我同西公在1969年前后有所接触，对其经历有所风闻，但不知其详，因而总觉得他很神秘。前不久，我到日本访问，同其哲嗣西园寺一晃先生重逢，追怀往事，忆念先贤，才开始对他有较多的了解。
西园寺公一于1906年11月出生在东京都的名门望族。祖父西园寺公望受封公爵，早年沉缅于中国文化，能用汉文赋诗填词，后留学法国10年，深受欧洲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影响。1881年回国后，他创办《东洋自由新闻》，鼓吹自由和民主思想。但是，社会上层人士认为，像他这样的宫廷贵族从事新闻是“有失身分的可耻行为”。因此，他们说服天皇，颁诏强令他弃文从政。岂料，他从此一路青云，先任驻欧洲国家的使节，后调任内阁大臣、枢密院议长。从1901年到1912年，他两度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他倡导社会改革，削减军事开支，对开始萌动的军国主义思潮表示担心。但是，他的政策主张在当时很难推行。1912年，他退出政坛，天皇赐予“元老”殊荣。在其生命的最后20多年中，他仍得到天皇的宠信，历届内阁总理大臣均由他提名，奏请天皇批准。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他常以元老身份出面裁决，成为天皇的“政事顾问”。狂热的右翼份子对他十分忌恨，曾几次企图谋杀他而未遂。这样高贵而又具有一些新思想的家庭背景，对作为长孙的西园寺公一的成长显然产生了较大影响。
西园寺一晃告诉我，他的曾祖父非常喜欢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则崇尚曾祖父的为人。而他的爷爷，也就是西园寺公一的父亲西园寺八郎，却是日本“皇室的狂热崇拜者”，曾任皇室侍从，思想陈旧保守。他不喜欢自己的儿子，儿子更不喜欢他。因此，西园寺公一从小就以爷爷为榜样。1924年中学毕业后，他赴英国留学，在牛津大学研修政治经济学。1930年大学毕业后，他周游欧美各国，考察那里的政情和民风。1931年回国后，他先后任外务省嘱托（顾问）、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主事、国际问题调查会会长、近卫文（麻下加吕）内阁嘱托等要职。1937年7月，近卫政府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他作为政府“特使”到中国，参与同国民党政府名为“谈判”、实为诱降的工作。后来，随着日本侵华战争逐步升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西园寺公一对时局的看法逐渐明晰。他反对战争，希冀和平，思想日趋左倾。这时，他与同为近卫内阁嘱托的进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的交谊日益密切。尾崎于1928年11月到上海任《朝日新闻》特派员，结识鲁迅等中国左翼作家，也结识在上海为共产国际从事情报工作的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1932年2月，尾崎回国。翌年，佐尔格以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的公开身份来到东京，奉命收集日本的政治和军事情报。西园寺公一向尾崎提供不少有关战局的重要情报，而尾崎又把情报转送佐尔格。1941年3月，他一外务省嘱托的身份随同外相松冈洋右访问苏联。在斯大林会见时，松冈介绍西园寺公一说：“他是我们日本贵族中的布尔什维克。”这年10月，“共产国际谍报案”事发，尾崎和佐尔格先后被日本军部逮捕。西园寺公一受尾崎的牵连，也于1942年3月遭逮捕。在法庭上，他对向尾崎提供情报一节直言不讳，但坚持那是同为内阁嘱托之间的“正常交换看法”。最后，他被判刑1年零6个月，但实际上只关押5个月就获释了。在狱中，他得悉尾崎是共产党员，英勇不屈，非常钦敬。1944年11月，尾崎和左尔格被绞死。得悉这一噩耗，当时在外地的西园寺公一立刻赶回东京，为老朋友守灵，并为这位坚贞的和平斗士撰写了碑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此案得到昭雪。1947年，西园寺公一当选为参议院议员。
西园寺公一效法爷爷，曾先后创办过《世界画报》、《广场》季刊和《日曜新闻》，宣传自己进步的政治主张。《世界画报》很早就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份子在中国南京制造的大屠杀、在中国东北秘密创建的毒气工厂等事件。这个画报还曾刊登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五千英里的大进军－－中国工农红军北上记录》和《毛泽东自传》，报道中国红军长征的动人事迹。
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西园寺公一决心不再竞选议员，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世界和平运动和日中友好事业。他是日中友协的创始人，担任日中友协常务理事。他还是日本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常务理事。从1952年开始，他作为日本代表多次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并在维也纳担任该会书记处书记。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中国从事世界和平运动的领导人宋庆龄、郭沫若和廖承志，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呼吁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侵略战争，争取世界和平。他反对日本同美国单独媾和，主张日本同苏联和中国恢复邦交。因此，人们都称他为“日本的红色贵族”。据我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刘迟说，西园寺公一后来经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著名作家高仓辉介绍，在中国秘密加入日本共产党。1967年2月，他因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中支持中国共产党，被日共开除党籍。组织上虽然发生重大变故，西公的政治信念却始终没有改变。
西园寺公一一直渴望访问新中国。1952年底，他来到北京，高兴地见到廖承志。廖承志提出，希望他能来华常驻，以便推动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回国后，西园寺公一就此与一些同中国友好的日本政界、财界和群众团体的人士协商。他们一致推举他作为日本民间代表前往北京，加强同中国的联络和沟通，促进日中两国各方面关系的发展，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这样，西园寺公一就于1958年1月携全家来华常驻。
来到北京后，西公受到周恩来、廖承志的热烈欢迎。据一晃回忆，他们一家得到周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周总理特意嘱咐有关部门为西公配备了译员、汉语教师、厨师和服务员，为全家人装修了和式住房，准备了榻榻米，并解决了他和弟弟的上学问题。廖承志则是他们家的常客，总是半认真半开玩笑地称西公为“殿样”（大老爷）。一次，西公就此向周总理提出抱怨。周总理说：“廖先生也是殿样呀。问题不在于出身，而在于站在什么立场。”西公后来回忆说，他永远记住周总理这句话，永远站在人民一边，永远站在人民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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