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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缅甸农民在田间挑柴。资料图片
11月5日，有近百名香蕉客留守在云南那邦镇，等待着口岸开放，运出他们在缅甸的香蕉。本报记者 陈宁一 摄
香蕉客李建洪出示通行证，他们办理的是替代种植项目通行证。
11月5日，拉咱口岸已经封闭。香蕉客们无法进入缅甸境内，只能徘徊在那邦镇。
2010年6月23日，缅甸仰光，农民赶着水牛在农田里犁地。中国政府一直鼓励企业去缅甸投资农业种植，以取代当地的罂粟种植。资料图片
■ 核心提示
去缅甸投资农业种植，风险大、回报高，如同一场赌博。若行情好，投资橡胶，回报率1000%。
而存在的高风险也会令投资者血本无归。因缅甸常爆发战事，封锁口岸，香蕉运不回国，烂在地里。有的投资客，与地方武装首领发生经济纠纷，但无法通过法律解决,还会遭遇缅甸方私自更改合同，增加费用。
中国一直支持企业走出去，用经济作物替代缅甸等地的罂粟种植。而投资客也希望政府能适时发布风险提示，承担一定职责，最后达到双赢局面。
11月6日上午8点多，中缅边境的云南小镇那邦，阳光灿烂。湖南人张德立起床后，吃了碗米线，踱到镇上一家化肥店，坐了下来。
院子里陆续来人，有来自云南的、辽宁的、福建的、湖南的，张德立和他们一样，都是来缅甸种香蕉的投资者，大家围坐一圈，开始每天例行的“座谈会”。
那邦镇与缅甸的拉咱市仅一河之隔。拉咱市是缅甸克钦邦的第二特区。
从小镇出去，穿过缅甸拉咱口岸30多公里，就是中国人的香蕉地。众人每日座谈的主题都一样：大家在缅甸种的香蕉还有没有戏。
林强，来自广西的香蕉客。他的一千多亩香蕉基本都烂在了地里。因为缅甸中央政府和克钦邦的战争，导致口岸关闭，中国人无法通行，更别说把香蕉运出来。
那邦镇上香蕉客的命运仅是一个缩影。缩影里隐现的是，中国人在东南亚以替代种植为主的农业投资，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回报率高达300%
缅甸香蕉种植成本为国内一半，若行情好回报极高，邻近缅甸的小镇那邦云集各路投资客
7年前，陈福兵从大理来到那邦镇，开了一家五金店，生意稀松。2006年底，陈福兵找到另一项生财之道。
当时，瑞丽绿元生物开发公司（下称绿元公司）与盈江县宏兴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宏兴公司）先后来到那邦，向社会融资，号召大家投资缅甸的香蕉种植。
陈福兵听说，在缅甸种香蕉受益颇丰，因为成本低。国内一株香蕉树种植成本要40元，缅甸种植成本只有其一半。
缅甸有大量肥沃的土壤，地租便宜。2007年，租套种地（在橡胶地空隙中种植香蕉），每亩价格为70元。今年，缅甸每亩地的租金上涨至300元左右。
而海南每亩香蕉地的租金是3000元。西双版纳肥沃一些的土地租金则达到3300元/亩。
“缅甸的人工也便宜。”陈福兵说，若以今年香蕉卖到5元/公斤的价格来计算，投一百万能有三四百万的回报。
陈福兵只需给公司交付地租和一些相关税费，公司便会帮他去缅甸租地、雇人，种植香蕉，申请香蕉的返销配额，并帮助其顺利通关。
等香蕉成熟时，陈福兵所要做的是，联系车辆，进缅甸运香蕉。
“最初两年，公司还承诺如果运不出香蕉，每株苗赔偿20元。”陈福兵说，他加入宏兴公司，承包了几百亩香蕉地。
香蕉收割周期为一年。2008年收割时，国内香蕉行情不好，陈福兵亏了8万元。他估计第二年行情会好，加大投资，达到1000多亩。
这一年，香蕉客从全国各地涌入那邦。
小镇常住人口1443人，全年平均流动人口达到15000人。最鼎盛时，那邦镇狭窄街道上，停着一千多辆拉香蕉的卡车。
“大家普遍种植面积都在1000亩左右，多得达到三四千亩。”投资者孙兴旺说，他的一个辽宁老乡，由1000多亩加大到3000多亩，投资1000多万。
封关之苦
2008年后缅甸战事不断，拉咱口岸关闭，中国人不得进出，所投资的香蕉烂在地里
2009年，陈福兵所期待的香蕉行情并未好转，并且从那一年开始，香蕉客们面对的情况，变得异常复杂。
绿元公司和宏兴公司改变合同条款。合同注明：由战争导致运不出香蕉，公司则不负责。
随后，战争接踵而至。
2009年10月，果敢邦和缅甸中央政府爆发战事。缅甸中央政府控制其余地方武装，封锁各地的经济。克钦邦也受到影响。拉咱口岸被宣布关闭。中国人不得进出，香蕉开始积压。
“当时封关不是太严，大家还能想尽办法通关。”香蕉客林强说。
运送香蕉经过的路，由克钦邦和缅甸中央政府分段把守。林强说，一般给守兵塞点钱就能过来，每次一两百不等。大概有七八个检查站，每个都要给。
虽然那次封关并未太久，但那年种植的香蕉仍有些烂在地里。绿元公司业务经理王金兴说，当年投资者只能保本。
2010年3月到4月间，缅甸中央政府与克钦邦发生冲突，后者受到制裁。拉咱口岸再度被封。
当林强他们再给守卫塞钱时，对方一句话不说。拿着钱往口袋里一塞，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仍然不让过。
“我们当时傻眼了，觉得这次来真的了。”林强说。
绿元公司的王金兴说，克钦邦还是愿意我们从拉咱口岸出货，但是缅甸中央政府不愿意。这样会为地方武装提供经济支持，让他们更强大。
香蕉客们找到那邦所属的盈江县和德宏州政府，要求政府介入。
2010年底，德宏州商务局、盈江县商务局、外事局等部门组成的30多人的工作组进入那邦，对投资者进行安抚。
随后，盈江县政府率队前往缅甸，与缅甸中央政府会谈，无果。
同时，绿元公司和宏兴公司的负责人通过自己的渠道，与缅甸中央政府洽谈，请求给予尽快开放拉咱口岸。
绿元公司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两家公司合计掏了60多万公关费，到缅甸中央政府去公关。口岸由政府五个部分负责。后来五部门闹起矛盾，口岸被彻底封锁。”
80多名香蕉客再向云南省政府求助。收到的效果是，盈江负责商务的副县长来到那邦镇，承诺第二天一早亲自去缅甸，问个清楚。
“到了第二天，副县长告诉我们，他也进不去了。”香蕉客林强说。
突围之痛
香蕉客寻求其他口岸运香蕉，均失败；他们甚至出资修路“偷渡”香蕉，也因战争而终止
拉咱口岸闭关后，香蕉客们开始寻找其他口岸，将香蕉运回国。
有一条路，可从雷基口岸回国。但运蕉车一般为28吨左右的大型卡车，雷基路况狭窄，无法通行。
另一条路则可走猴桥口岸。
香蕉客张德立介绍，从那儿可进入云南腾冲。但路上有三座二战时期修建的铁桥，承重不过十几吨，28吨左右的卡车无法通过，只能用小车倒车的方式进行。一辆大卡车需要小车倒三次，每次费用5000元，耗时三天左右。
张德立和同伴算了笔账，从猴桥口岸，每车的最终运费在7万元人民币上下。由于路途耽搁，大量香蕉运出后腐烂，原本一箱可卖40元，最后只能卖十元二十元。
以前从拉咱口岸，运出50车香蕉，能赚100万左右；而经猴桥运出50车，亏损则达100万元。
“后来大家都不运了，运出越多，亏得越厉害”。张德立说。
今年4月，宏兴公司组织一次被称为“香蕉偷渡”的运蕉行动。该公司花费50多万元，修建了一条几公里的便道，通过它，可以不经过口岸，直接回国。
张德立回忆起这次“偷渡”，直叹气。“每辆车要向公司交付的通行费1万元左右，并且没有收款收据。”
绿元公司一名工作人员称，宏兴公司为此收了上千万通行费。绿元公司的香蕉客也走这条道，为此两家公司还发生过矛盾。
记者曾多次电话联系宏兴公司负责人尹兴全，了解相关情况，电话无法接通。
今年5月，偷渡车队在缅甸境内突然遭到缅甸军方查扣。司机、工人等都被捕，众人现金和手机都被没收。当天，类似遭遇的运蕉车共计25辆，随车人员以及车辆全部被扣押。工人们被告知要判刑。关了十多天后，在中国使馆斡旋下回国。
今年下半年，缅甸中央政府和克钦邦爆发战争，偷渡不得不停止。
来自辽宁的曹立发说，口岸封锁后，他的30多辆车还留在缅甸，为了抢救这些车，他差点丢了性命。当时他们走小路偷偷回国。车队上了一条山路，尾部一辆车触发地雷，炸成碎片。有的司机吓得把车丢下，坐摩托车回国。
经济纠纷无“法”解决
商人高飞投资缅甸橡胶，与地方武装首领的纠纷难以用法律解决，还遭遇单方更改合同
与香蕉客相比，资本更为雄厚、人脉更为广博的高飞遇到的则是另一种无奈。
他是一名普洱商人，经营茶叶、珠宝、木材等各种生意。
早在2002年，高飞的生意就已经扩展到缅甸。他在缅甸的山林中修路，换取沿途的木材。
从事跨境生意，高飞凭的是他在缅甸广阔的人脉。他和缅甸中央政府官员有来往，也和地方武装的首领关系亲密。但即便如此，高飞在缅甸的投资依然存在风险。
佤邦离普洱很近，高飞与佤邦地方武装的首领关系也好，2002年他在该武装控制区域，种植5000多亩橡胶。高飞估算过，他的回报率可达1000%。
2006年4月23日，该首领的亲信要求购买这片橡胶林。眼看就要割胶，而且橡胶价格节节高升，高飞拒绝交易。
高飞还租借该首领的一栋房屋开百货商场，当时两人关系好，没有谈租金。高飞拒绝出售橡胶林后，首领要他交房租。按每平米1600元计算，高飞要交200多万元的房租。
“当时同地段租金才每平米300元。”高飞说，几年来，首领手下或亲戚到他百货商场拿货，也都是记账，至今未付款。
高飞没有跟首领对账。他谎称要去开边贸会，带着所有单据回到国内。他称，橡胶林和投资项目都被该首领占有了。武装人员在他的工作人员面前拉着枪栓说，子弹不长眼，最好小心。工作人员都被吓跑了。
回国后，高飞整理相关材料，上报普洱市商务局，希望调解。普洱市商务局多次去该地区协调，但问题没能解决。
普洱市思茅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称，“双方债务上有些事情没搞清楚。一些经济上的纠纷没解决。我们也没办法，希望他本人过去协商。”
高飞不愿意冒险。他也算过经济账，他投资900万，如今橡胶林成熟，价值应该有9000万。但他还是不愿过去。他说，“过去肯定就回不来了。”
高飞说，对方完全不讲法律，经济纠纷可以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那边根本没有法律意识，首领怎么说就怎么算。中国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
高飞在缅甸的掸邦也有投资，也遇到麻烦。
那个项目更大，种植面积近30万亩，种的是橡胶、水冬瓜等作物。2006年1月10日，高飞和掸邦的龙潭特区政府签协议，约定开垦种植等费用每亩为70元。
2007年2月，结算时，特区政府把工人们的食物、医疗、生活、修理等费用也算上，便又多出150多万元。
“怎么能不按合同办事？”高飞说，这个项目他投入了2000多万，如今其价值有2个多亿了。他寻求普洱市商务局，帮助解决。商务局至今还未给他回复。
呼吁政府预警风险
中国鼓励企业走出去，用农作物替代东南亚罂粟种植；投资客则希望发布必要的风险预警
高飞说，中国人去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种植，背后不仅有利益驱动，也有国家政策扶持。
高飞和绿元等公司在缅甸的种植项目，又称为替代种植项目，即用经济作物替代当地的罂粟等作物。
中国替代种植项目始于上世纪90年代，由云南西双版纳和临沧地区开始摸索，目的是为了禁毒。此项目既能禁毒，又能让企业走出去，并得到联合国禁毒组织认可。
2006年，云南省政府向中央申报专项资金。
2006年4月3日，国务院作出批示，明确鼓励云南省及各地相关企业到上述地区开展替代种植、发展替代产业，争取用15年到20年的时间从根本上替代上述地区的鸦片、海洛因等毒品。
2007年中国和缅甸联邦中央政府签订合作协议，中方企业可以去双方商定的一些区域——主要是民族地方武装势力控制的区域，实施替代种植。
2007年，省里开始推广这一政策。当时地方商务部门都以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去。当时地方商务部门有任务，要求企业在保证现有面积的情况下，做到每年有所增长。
高飞在掸邦30万亩的种植项目，就是在普洱市政府的鼓励下操作的。
企业拿到替代种植资格后，可享受优惠政策，包括种植补偿、返销免税费、银行贷款贴息等等。
替代种植项目的门槛较高，按要求，单个项目合同金额不少于1千万美元；单笔贷款不低于1000万人民币。
绿元和宏兴公司因为资金规模不够，才在社会上集资，吸收陈福兵、林强等投资客投资。由于这一做法被国家明令禁止，俩公司的替代种植资格已被取消。
缅甸华侨尤建华往来中缅两国多年。
他称说，去缅甸种植一定要考虑好风险，当地有13个地方武装，地方武装地盘上，人治色彩很重，因此不按合同来是常事。中国人的投资，容易遇到各种麻烦，且很难解决。
还有知情者称，其实缅甸中央政府更愿意中国人去他们管辖的领地投资，因为在地方武装的地盘投资，会助长地方武装力量。
绿元公司的王金兴说，缅甸中央政府与地方武装和解后，和平了近20年。包括国内外专家都认为，缅甸局势趋于稳定；并认为民选政府上台后，会更稳定。因此公司才放心与克钦邦政府签约。谁也没想到，又打起来了。
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一位工作人员称，接到中国公民的类似求助后，省政府只能向缅甸驻云南领事馆发照会，希望他们予以关注，并解决。至于他们会不会关注，能不能解决，云南省政府没办法控制。
陈福兵、林强等香蕉客们说，“几年来，没有任何人警告过我们。我们希望政府能有相关风险的提示。”
“更像一场赌博”
有些香蕉客虽然因各种原因连年亏损，但仍不愿放弃，并认为赢一场就足够
因为成本低廉，所以即便去缅甸投资种植业，存在诸多风险因素，但投资客依然趋之若鹜。
而在投资客的参与下，中国的替代种植项目得到快速发展。
据了解，中国现阶段替代种植累计投资10多亿元人民币，替代项目遍及老挝北部七省、缅甸北部掸邦和克钦邦。
2010年8月，由中国商务部、公安部和云南省政府共同主办的境外罂粟替代种植工作会议通报，我国企业在缅甸北部、老挝北部实施替代项目200多个，替代种植面积达300多万亩，该地区罂粟种植面积从高峰时期的130多万亩，减少至目前的20多万亩。
替代种植面积在迅速扩大后，返销配额则开始收紧。因为缅甸价格低廉的作物，会影响国内的农产品业。
腾冲商人李明从2005年在缅甸开展替代种植项目，面积达3万多亩，主要是种植香蕉、橡胶等等。
今年他的香蕉收成为三四千吨。他申请了2000吨香蕉返销配额，省里只批准了200吨返销配额。
剩下的这些香蕉，李明通过边民互市的方式，将其销往国内。
所谓边民互市是指，两国边境居民每天可以交易不超过人民币8000元的货物，李明会用他们的贸易额，将自己的香蕉销往国内，并支付每人一到三百元费用。“一车香蕉只需要四五个边民贸易额。”
李明认为，在缅甸投资农业，最重要的就是回国渠道是否畅通。他的香蕉地离猴桥口岸很近，所以回国渠道畅通。
现在，香蕉客陈福兵整天都在关心拉咱口岸何时开放。他和他的伙伴会时不时花一两百块钱，向克钦邦的士兵打听小道消息，了解何时通关。
自从陈福兵投资香蕉以来，他还没赚到钱。2009年，香蕉行情不好，每公斤只卖到五六毛。2010年，他种植的香蕉出现霜冻。如今又遭遇战事。
但陈福兵并不打算放弃。他说，这就跟赌博一样，只要赢一场就够了。
11月12日，那邦镇上，大多数香蕉客已经离开。几十名投资客仍然坚守在小镇。留下的，有的损失超过了一半，有的还有七八成的希望。
“走的基本属于血本无归。”香蕉客林强说，今年香蕉行情持续走高，3月份就达到4元/公斤。而林强却只能眼看着近千万收益渐渐烂在异乡的土地。他不敢回广西老家。
“这里每个人都是举债投入，如果不通关，都会血本无归。”林强还在等待，最后的奇迹发生。
本报记者 陈宁一 云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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