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的强制收治标准过低、范围过广

根据卫生部2007年的《精神卫生宣传教育核心信息和知识要点》，精神疾病有10大类、72小类，近400种，甚至包括老年痴呆症、焦虑症、失眠症、人格障碍、智力低下等——这意味着这400多种精神疾病的患者都可以被强制收治，再加上“疑似精神疾病患者”，即未经诊断的人，其实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强制收治的对象。知晓这个常识，也许我们就更能理解孙东东教授当年一语惊醒国人的“中国访民99%都有精神病”之高论。[>>详细]

法律忽视了患者本身的权利

法律在强化精神病患者“监护人”权力的同时却忽视了患者本身的权利，譬如在设计入院出院程序和个人权利的处分时，都规定要取得监护人的同意，而不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联合国1990年通过的《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明确规定：“患者有权选择和指定一名律师代表患者的利益，包括代表其申诉或上诉。若患者本人无法取得此种服务，应向其提供一名律师，并在其无力支付的范围内予以免费。”遗憾的是，我国精神病患者诉权却仍是一片空白。[>>详细]

纠错机制缺乏、司法救济失灵

1、精神病患者出院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规则。医院坚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当事人出院，即便医院明知送治人是出于利益冲突将当事人送来，也坚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人出院。换言之，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

2、患者住院期间没有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一旦被收治，无论当事人怎样抗议，都没有第三方机构来处理异议。

3、司法救济失灵。出院后，试图通过诉讼来维护个人权利的当事人面临着重重困境，要么被否认诉讼行为能力，把诉权彻底剥夺；要么误入“医疗纠纷”陷阱，在有没有病这个问题上进行拉锯战，忽视了收治程序上的不规范。[>>详细]

用精神病医学标准代替法律标准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精神病人强制治疗仅限于他对社会实施了危害行为，经过法定鉴定程序后不负刑事责任，这部分人必要时可由政府强制医疗。“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除司法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之外，任何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都不能非经法律程序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虽然“强制收治”理论上的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但它是以剥夺人身自由为前提的。既然需要剥夺人身自由，那就应当依法履行必要的程序，比如对疑似精神病人进行司法鉴定，若非司法鉴定也要经过司法机关的认可，而且是否强制收治必须经过公安机关的审批或备案——不经过司法机关这一关，“强制收治”都带有非法拘禁的性质。[>>详细]

把送治人的意愿看作是当事人本人的意愿

纵观近年发生的数起“被精神病”事件，你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在强制收治之前没有进行任何的鉴定——扭送的家人或者工作人员说他患精神病他就是精神病人了，而且出院还必须是“谁送谁接”。

一旦被送治，当事人就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任“监护人”宰割的对象——由于送治人就是付款人，付款人就是监护人，医院实际上只对付款人负责。[>>详细]

成拦截上访“维稳”工具

在扭曲的公权力面前，那些不驯服者“被精神病”，成了某些地方维稳的“创新做法”，无论是强拆中的钉子户，还是越级的上访者，被扣上“精神病”帽子的新闻时有发生。

早在北大教授孙东东提出“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的先进理论之前，某些截访者将无辜群众送进精神病院接受“精神改造”的事情就已屡见不鲜。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因上访于2003年被乡政府几名工作人员送入精神病院，其间被强行捆绑48次、电击54次，直到2007年才被得知他下落的家属解救出来。让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尊严输给公权力长达六年之久，想来就让人胆寒。[>>详细]

成谋财害命“合法”手段

一方面，近年来，在一些地方，精神病医疗成了一个赚钱的行业，有的医院把非自愿住院及治疗视为普通消费行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职业道德是不太牢靠的，普通人被扣上“精神病”帽子，很大程度皆源于此。[>>详细]

另一方面，在这个赤裸裸的金钱社会里，一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不惜借助精神病鉴定立法上的缺陷，随意将受害人认定为精神病人。江苏的朱金红，深圳的邹宜均，均被亲生母亲为谋财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这类合法伤害在亲人间的相互倾轧显得尤为刺眼。[>>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