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只在胎儿阶段有权决定缺陷患儿的生死

      本事件的一大关注点是，对于脑瘫等严重缺陷患儿，父母有没有决定其生死的权利？
      《母婴保健法》第十八条则规定，经产前诊断，胎儿患严重遗传性疾病、有严重缺陷，或因患严重疾病，继续妊娠可能危及孕妇的生命或健康的，医师应当向夫妻双方说明情况，并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虽然对于尚在母腹内的胎儿是否是“人”，是否享有各种权利仍然是一个社会伦理和法律的争议话题，但中国法律已经规定，父母有权因胎儿患有严重遗传性疾病、严重缺陷等理由终止妊娠。当然，这只是在胎儿阶段。      

本次事件患儿已是新生儿，父母无权放弃

      本次事件当晚，孩子的父亲陈立（化名）将产妇王静（化名）送至医院。值班医生罗军（化名）依据产前检查告知陈立，孩子有脑瘫的可能。在终止妊娠已不可能，又没有犹豫时间的情况下，陈立签下了剖腹产同意书。半小时后孩子居然顺产成功，但仍有生命危险。正在罗军在手术室继续抢救之际，得到护士通知的陈立却说：“你们不要抢救了。”然而罗军执意要抢救孩子并成功，这才导致了“抢救孩子成功，父亲追打医生”的一幕。
      陈立也许是迫于生活压力或其他考虑放弃孩子的抢救。但是当他将决定告知医生的时候，孩子已经生下，已经是法律意义上的“人”，其生理缺陷并不妨碍其基本的人权得到保证，尤其是最基本的生命权。陈立没有权力决定他人的生命，即使那是他亲生的儿子。
     

脑瘫是大负担，孩子父母想堕胎

      根据报道，做电脑租赁的陈立，生意一直不好，并且长期负债，家境并不富裕。而每个脑瘫患者一个月的花费几乎都在6000元至8000元，有的甚至超过1万元。
      陈立说，他们害怕每个月“需要几千乃至上万元治疗费用”的脑瘫儿，会将一家人连同孩子自身重新拖回“行尸走肉”般的生活。抚养脑瘫痪儿对其影响是毁灭性的。
      刚被告知可能患脑瘫时，孩子父亲已经模糊产生了“不要孩子”的想法。如果此时进行堕胎，他们是有这个权力的。

但为了母亲安全，只能将孩子生下来

      虽然孩子已经出生，父母已经没有权力决定其生死，但有些细节不能被忽视掉。
      根据媒体报道，2011年11月3日凌晨4点多，王静被送到医院，胎儿出现窒息情况，医生告知陈立，孩子可能会成为脑瘫，尽管萌生了放弃孩子的想法，他还是签下了手术同意书。30多分钟后，顺产成功。孩子很快被诊断为脑瘫。
      但当时胎儿即将出生，根据医疗常识，在此阶段进行堕胎可能会导致孕妇死亡。为了妻子安全，已经没有时间考虑孩子脑瘫的问题，陈立只有同意接生，签署“产科同意书”这唯一的选择。

      医者仁心，悬壶济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代西方医生在开业时都要宣读一份有关医务道德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誓言中写着：“我要遵守誓约，矢忠不渝……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基本职业道德，无可厚非。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医生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如果不积极救护新生儿，造成其死亡，医生可能涉嫌玩忽职守等罪则，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而且深圳市规定，如果要放弃救治患有严重畸形缺陷等疾病的新生儿，必须有计划生育办公室的相关鉴定，或是深圳两家三甲医院的检查报告。
      所以虽然孩子家人不同意，医生也必须进行抢救。既然医生履行职责，竭尽全力救护孩子，这是没有问题的。生下脑瘫儿的悲剧不是由医生过错造成的，冷静过后，孩子家人应该予以理解。

在陈立背后，是无数痛苦的缺陷儿家庭

      在这件事中，陈立怒吼道：“我要和一个傻瓜过一辈子了！”实际上，这也是成千上万缺陷儿父母的心声。进行人种的优化，是人类繁衍生存的自然选择，当一个并不正常的孩子来到人世，必然将打破这个家庭原有的秩序和生活方式，而这种家庭正在逐渐增多。
      2011年《中国妇幼卫生事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呈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万分之87.7上升到2010年的万分之149.9，增长幅度达到70.9%。我国每年有80万—120万名出生缺陷儿，平均每30秒就有一名缺陷儿出生。其中，除20%—30％患儿经早期诊断和治疗可以获得较好生活质量外，30%—40％患儿在出生后死亡，约40％将成为终生残疾。这意味着每年将有40万家庭被卷入终生痛苦的漩涡中。
     

扼杀孩子的生命，是不忍，也是无奈

      我们并不认为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哪怕是缺陷患儿的生命是合理的，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每个家庭都可以找出缺陷儿“不得不死”的理由。当一个缺陷儿降生，他的家庭为其生存所付出时间、精力等代价必将远超其他家庭；缺陷儿也势必成为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从而面对社会异样的目光和议论；而当其监护人过世，正常生活能力缺乏的他们又将怎样维系自己的生命尊严呢？
      除此之外，正如前文所说，只有不到三成的缺陷儿可以获得较好的治疗和生活，庞大的花费成了横亘在其余家庭面前的一座大山。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江帆说：“我国每年出生缺陷患儿的治疗费用高达数百亿元，维持最基本生活费用高达数百亿元，给国家造成的间接费用约数千亿元。” 而我国目前也没有一个完善的缺陷儿医疗保障体系，因此，很多父母绝非愿意放弃新的生命，而是实在无力承担高昂的开销。

尊重每个人的生命权，社会救济不能失效

      有很多父母无力抚养却又不愿扼杀缺陷儿的生命，他们的选择往往是将孩子遗弃在福利院、医院附近。他们仍然希望公益力量可以给予缺陷生命公平的对待。人们虽然有权决定残缺地生或死哪个更有价值，但当生命成为了既定事实，整个社会、政府部门就有义务承担起他生的责任。
      虽然整个社会对待缺陷儿的态度越发地宽容、包容，但政府在救助层面所提供的支援却远远不够。在美国，脑瘫患儿的一切救治费用均由政府承担；在欧洲和日本，治疗费用由特殊儿童补贴支付。当我们的国民经济如此迅速地发展之时，何不拨出一部分款项扩大儿童大病救治的范围，为有先天缺陷的婴儿提供更多的生的机会，给予生命最基本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