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实行何种社会制度，国有企业在很多国家都存在。欧洲和美国的国有企业普遍具有公益的性质，这些国家和地区一般将国有企业称为“公共企业”。这些企业并不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更多的是把国有企业作为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干预经济生活的一种特殊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

德国

      2005年的数据显示，德国供电完全由市政府(或社区)所有的588家，占43%的市场份额，完全私有化的仅5家；供气行业完全由市政府所有的556家，占70%的市场份额；供热完全由市政府所有的492家，占72%的市场份额；供水及污水处理完全由市政府所有的693家，占51%的市场份额；垃圾处理完全由市政府所有的243家，市场份额接近50%。

美国

      美国国有企业较少，只存在于如邮政、公共交通、自来水、污水处理及环保、部分跨州电力水利及公路铁路、部分港口、部分军事工业、航天、老人穷人及退伍军人养老和医疗保险行业。并且仅占工业总产值的5%左右。

英国

      英国的公益型企业80%集中在投资大、回收慢的基础建设部门。英国一度是西方国家中国有企业最多的国家之一。电力、煤炭、铁路、邮政、电信等行业普遍存在国有企业，不过1977年后，英国石油公司、英国宇航公司和铁路公司等逐步私有化改革。但2003年，英国铁路因经营长期投资不足、管理不善，接连发生13起严重事故。英国政府决定由有政府背景的“铁路网”公司，从私营承包者手中收回所有铁路维护权。

法国

      1982年国有化法律颁布后，法国公益型国有企业在钢铁行业比重为80％，航空运输行业为87％，在邮政、电讯、铁路运输、及煤气生产方面，国有企业的控制程度甚至高达 100％。以法国电力公司、法国煤气公司、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等大型企业为龙头的法国国有企业大大小小共有1551家，但其中不少连年亏损，债台高筑。

严格的行业准入

       国有企业，进入哪个领域，即使是公益型领域，也不是想进就能进的。很多国家对此都严格约束。
       美国规定，国有企业只允许从事私人无法做、做不好或无利可图的行业，与美国不同，欧洲具有浓厚的福利色彩，公益型国有企业比重较大，但仅限于依靠自由竞争不可能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行业，如铁路、能源、石油等，只有在这些行业才会通过建立国有企业的方式解决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问题。

完善的运营监管

       美国、英国、瑞典、芬兰等国家政府都明确要求，公益型企业都要建立公开透明的财务报告制度，财务报告都要按期向社会公开。
       美国公益型国企，其建立、经营范围、商品价格以及高管任免和薪酬，均须由同级议会审查批准，政府只能严格按议会发布的决议具体执行对所属企业的监管，国有企业除享受政府经议会批准的固定拨款外，基本没有其他特权。并由隶属议会而非政府的联邦审计署对国有企业实行严格监管。
       德国政府明确规定，国企高管及其下属不能来自政府机构，这被称为企业直接经营者的非政府官员化原则。此外，西欧各国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一般不允许由现职政府官员出任，而是来自企业界。

必须让公众得到实惠

      为让公众也能尝到甜头，而不只看漂亮的数据空欢喜，美国甚至有明文规定，国有企业不得上市融资。而且美国的不少区域则采用直接分红，返利于民。
       1976年阿拉斯加州公民投票决定设置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运营的“资源永久基金”，将该州至少25%的石油资源及相关收入投入永久基金。自1982年起，阿拉斯加州政府连续20多年给在该州居住6个月以上的公民发放分红，每人每年几百至上千美元不等。
       在法国，国有企业在按税法规定纳税外，如有盈利，必须按50%的税率上交所得税。其余利润，一部分按股份向股东发红利，国家股份的红利均上交法国经济财政部的国库司，另一部分作为企业纯利润，归企业自行支配。两国国企红利均通过财政预算体系上交国库。

“公益型”不应成为谋私利的旗号

       国有企业可以是公益型的，但“公益型”不能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挡箭牌。
       如中国的电力行业，它们对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及公众生活都有很大影响，但公益的性质使他们堂而皇之地哭穷涨价。数据表明，电力企业在电力业务上出现亏损，但却进行着与电力无关的其它业务，而在这些非公益型业务上，它们是盈利丰厚的。
       作为公益型企业的中石油，其董事长蒋洁敏对外披露，2010年中石油实现营业收入1.73万亿元，利润达1676亿元，而中国油价却经常出现与国际油价同涨不同跌的现象，公众要为中石油盈利承担高价包袱。

公益型与竞争型不能混淆

      国有企业可以具有公益型的性质，也可以和其它企业进行竞争，但公益型与竞争型必须分开。国有公益型企业，如果其业务范围超出公益型的范畴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法国把国有企业分成垄断行业地位的国有企业和竞争型的国有企业两种。在投资方面，政府通过“经济与社会发展基金组织”确定投资额度，控制企业借贷规模。对竞争型的国有企业，政府很少干预，企业处于同私人企业相同的平等竞争地位，并没有给予特殊的照顾。
       国有企业在公益型业务上积累了资本，这给了它们超出公益型业务范畴逐利的实力，如果其业务既有公益性又有竞争型，它们参与竞争，对行业对手来说，是不公平的，最终也会伤害公众利益。所以必须严格限制公益型企业的业务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