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翻译家林少华在得知莫言获得诺奖时所言，“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始审美就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对超越现实、灵魂层面的追求和探讨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一贯倾向。”往往是追求超越民族、国家，探讨普遍的人性和普世价值的比较多，这也是村上春树等世界一流作家作品的共同之处。而中国人讲究入世，文学大多贴近现实、关注社会而莫言则迈出了这一步。
     正如诺奖颁奖词所评价的：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从他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可知，莫言的狂欢性想象力与时空辽阔、体量巨大的怪诞历史叙事暗相匹配。此处“历史”绝非事实性和公共性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赋予怪诞的过去时想象以合理性和赦免权的空间。
     而在其新近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蛙》中，更具这种代表性。台湾版《蛙》的序言里，有这么一句话：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在《蛙》的写作过程中，莫言的心态也与以往不同。因为在他看来，《蛙》是一部冷静的小说，是一部关于灵魂的小说。我们过去都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拿放大镜寻找别人的罪过，很少有人认识到自己的罪过。“人只要认识到灵魂深处的阴暗面，才能达到对别人的宽容。作为作家，应该对他人抱有同情。哪怕他是十恶不赦的恶棍，那怕他无中生有地造我的谣言，那怕他将唾沫啐到我的脸上。因为他本来可以成为好人的，成为恶棍，是他的最大不幸。如果能达到这一高度，才是真正的宽容，才能达到真正的悲悯。”
     陈晓明在评价莫言时这样说，莫言的小说可以找到当代国际学界最热门的所有的主题，既是现代性的表达，又充满后现代的蛊惑人心的意味。20年过去了，莫言的写作依然旺盛，笔力狂放，就说是随心所欲，我行我素也不为过。那些语词、情感、戏谑、快乐，就象他家乡的红高粱一样，始终那么茂盛！多年来，我们一直困扰于中国本土的汉语写作如何与世界接轨，如何是与世界一流大师的作品比肩，中间横亘着一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门槛，就把本土写作挡在现实主义的藩篱之内憋死。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
     莫言的创作与寻根文学的特征十分切合。对生命力的挣扎颂扬与对文化的批判提升了寻根的内在要求——从追求自然的根到追求精神的根。学者邓晓芒认为，“真正的精神的寻根，需要智，需要勇。需要反思的心力……莫言看穿了这种寻根意向的虚伪，展示了它恋母、恋乳和厌食的本质，唾弃了它的愚昧和怯懦。”
     《丰乳肥臀》把故事的背景置于遍地英雄的抗日时期。几家势力战的昏天黑地；人性、正义、是非，都被淹没在海洋一般的仇恨中。但与类似作品风格迥异的是《丰乳肥臀 》并不着意刻划民族气节的英雄与悲壮，而是集中描写上官氏一家人的颠沛流离、支离破碎。
     有评论称，其作品在最原始的层面：食色——人的天性和基本的生存欲望，提炼出生命力的主题，把生命的物质形态发扬到极致。而传统文化中的积弊对人性、独立个性的压抑必然导致内在生命机制的反抗。
     恰如莫言自己说过的那样：“这时我是强烈地感受到，20年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虽然我身处闹市，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乡，我的灵魂寄托在故乡的回忆里，失去的时间突然又以充满声色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面前。”

     莫言文学的乡土寻根特质赋予了他特别的本土性，而这种本土性同时也是世界了解其作品的兴趣点所在。而这次莫言的获奖，无疑又进一步推动了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
     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教授在德国讲学期间，曾问过包括德国人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他们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谁？回答最多的是余华和莫言。问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两位？回答是，因为余华与他们西方人的经验“最接近”，而莫言的小说则最富有“中国文化的色彩”。因此张清华认为：“很显然，无论在任何时代，文学的‘国际化’特质与世界性意义的获得，是靠了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作品中所包含的超越种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性”共同价值的含量；二是其包含的民族文化与本土经验的多少。共通的部分让西方读者容易感受和接受，独异的本土气质又散发出迷人的异域特色，吸引着他们的阅读兴趣。而莫言显然在本土经验和民族文化方面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
     在这一点上，莫言的自我评述是：“自己的小说引起较多翻译家的关注和西方出版者、读者的兴趣，还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思想的个性，人物的个性，语言的个性，这些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我不了解很多种人，但我了解农民。就像法国的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之所以对我的小说感兴趣，就是因为我的小说土，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莫言认为，任何作家之所以走进西方读者，不是政治原因或其它原因，最终是靠文学作品的自身力量。要看作家是否写出人类普遍的境遇，是否写出了打动了所有国家、所有人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