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也不是，不禁也不是

关于烟花爆竹放与禁之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议。1994年前后，全国各地纷纷祭出“禁放令”，北京首当其冲，施行城区全面禁放。2004年前后，成都、南京等各大城市，放开禁令，“改禁为限”。2006年春节，北京也取消了禁放令。一直以来，城市在鞭炮禁与放之间，总是时禁时放的态度。从过去而言，开放代表了民意，到了现在，禁似乎也代表了民意，两种民意纠结而交叉。[>>详细]

从数据上看，今年的“限放”效果不如去年。对于烟花鞭炮，现在已到了禁也不是，不禁也不是的两难境地。立法也好，听证也罢，两种意见的尖锐对立，两种力量的相对均衡，都使烟花鞭炮处于魔鬼与天使的双重角色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抱怨立法者没有意义，因为立法要尊重两个方面的民意，“禁”改“限”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抱怨政府监管不力，同样底气不足。因为涉及到这么大的范围，这么广的领域，这么典型的“边缘违法”，谁来监管也不会有太好的效果。[>>详细]

民意在摇摆

　早在“解禁”之前，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警示如果取消实行了十几年的“禁放”规定，可能带来诸多不利后果。但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且螺旋形变化的。在实行“禁放”规定之前的民意调查中，90%以上的被调查者都支持制定“禁放”规定，因为人们受够了燃放烟花爆竹的苦。可是，在过了几个没有鞭炮硝烟和噪音的春节后，人们又怀念起燃放烟花爆竹的快感，终使“解禁”呼声占了压倒性的优势，以致在取消“禁放”规定之后，一些媒体文章称其为“民意的胜利”。但在当时就有人预言，“解禁”后不久，反对燃放、呼吁禁放的声音又会日渐强烈。果不其然，重新反思燃放烟花爆竹的评论和文章越来越多。[>>详细]

行政成本高昂

除夕夜，全市参加巡视、维护秩序的人员竟多达72万人；“破五”夜晚，“防控力量”达84万人。为了确保每一支被点燃的烟花爆竹都是合格和安全的，为了保证每一个燃放者的每一次燃放行为都是安全的，究竟要动员多大的人力物力、花费多大的社会成本呢？[>>详细]

投入产出不成比例

如果算上放鞭带来的所有损失，火灾、污染、垃圾、为防火投入的成本、影响休息所产生的心理成本，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而放鞭所有的好处，仅是一个臆想的、巫术般的“文化认同”和年味。我们的春节传统，难道真的贫瘠到了须依赖鞭炮这种恶俗来装点的地步？这种在鞭炮上不计成本的非理性，不是简单的文化重口味，而是一种病态。[>>详细]

间接使烟花成为一种商品垄断

烟花爆竹开禁后，人们感受最直接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烟花爆竹的销售变成专营了，价格高多了。笔者咨询过烟花爆竹的价格，在那些实行专营的城市，价格要比非专营的地方高出好几倍。给人感觉是，上一轮的禁止烟花爆竹，最重要的结果，是促成了一种产品的垄断暴利。

公众节庆欢娱权利应当有边界

节庆的纵情狂欢是公民权利，但也可能带来公共安全上的隐患。都市里满城爆竹的“前现代式”节庆手段，就为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埋下伏笔。如果我们认可燃放鞭炮是一种权利，那么，一些人实现这一权利，是以损害另一部分人为前提的。

但与此同时，公民有在追求自身快乐的同时不伤害他人利益与安全的义务。只追求权利而回避义务，即便只在道德层面中就已经是拿不出手、上不了台面的立场。人们当然可以也应该追求自由，但恰恰是为了保证所有人的更多自由，才必须在考虑权利的同时不能忘了义务，在追求民主的同时不能忽略了法制。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并不等同于限制公民自由，恰恰相反，是在保护公民生面安全、保证公民不被惊吓、不被炸伤的自由。

农耕时代产生的习俗，完全不适合城市

鞭炮的存在，可能与农耕时代的环境相合。地广人稀，鞭炮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很小：污染很容易散去，噪音影响很小，每家每户都在放鞭，即使侵权也是相互默认接受的。关键的是，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可燃放爆竹的私人空间，在自家院子里放鞭，对别家影响不大。

城市高楼密集，放鞭所产生的负外部性非常高，一声炮响，能影响到非常密集的人群的生活，污染很难散去，而且很容易发生火灾。城市人习惯是多元的，有人喜欢放鞭，有人不喜欢，放鞭的与不放鞭的就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城市土地非常稀缺，并不像农村那样有可以放鞭炮的私人空间，城市除居室外基本都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中做放鞭炮这种影响他人生活的私事，就产生了侵权问题。[>>详细]

“不能仅因不安全就禁止”？

说到鞭炮带来的死亡和污染，有人会辩称，汽车也有同样问题，有噪音，有污染，车祸死亡率比放鞭带来的死亡更高，为什么不去禁汽车呢？

事实上，法律从来都没有允许任何人“随便驾车”。开车上路之前，是需要考驾照的；无照驾车、酒后驾车、超速行驶等等都是违法的，甚至不使用安全带都是违法的。之所以没有完全禁止汽车，是因为相对来看，汽车比烟花爆竹更“必需”。没有烟花爆竹社会不会退步，但没有了汽车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