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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伟华已经死了12年，但在父亲江志根心里，儿子一天也没有离开过。12年来，江志根只做了一件事情：为儿子“正名”。
在江苏省句容市古村，江伟华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每当江志根在路上遇到熟人，总会被问起：“‘见义勇为'办下来了吗？”
2000年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江伟华跃入村中水凼，把溺水的同学向岸边推了一把，便再也没能上岸。
如今，原来窑厂挖土形成的大小水凼已经被改造成鱼塘，在连片的田野中闪闪发亮。江志根伸手一指：“喏，那就是我小孩救人的地方。”
江志根起初并不知晓儿子为何溺水身亡。直到他以“未设置警示标志”为由将窑厂告上法庭时，厂长妻子才告诉他：“你儿子是救人死的。” 4个目击现场的男孩也表示，江伟华是为救人而溺亡。被救者的家人害怕被索赔，便挨家央求：“别说出去。”
绝望中的父亲双眼一亮，“我儿子是英雄，一定要讨个说法。” 他搜集了目击者们的书面证明，准备为儿子申报“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为此，他辞掉了原本收入不错的一份工作，连家里的田地，也撂荒不管了。
蹬着一辆自行车，江志根开始奔走。几乎每天，他都要骑车15公里到句容市，“下雨才坐汽车”。每个月，他会骑车去镇江、南京好几次。“50公里的路，顺风骑4个钟头，逆风骑六七个钟头。”
他一路打听，从乡镇到省城，跑遍了各级派出所、公安局、民政部门和见义勇为基金会。不识字的他还买了本字典，从“日月山水”学起，直到能把文件、材料读个大概。
“我从来没闹过”，江志根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有人接待，他就递上材料，把儿子的事讲一遍。吃了闭门羹，他就站在大门口，默默地等到下班。
有的办事人员被他缠烦了，把他的自行车藏起来，告诉他“车被偷了”。他就又买一辆，继续跑。
当时正在筹备的句容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曾给这位执拗的父亲发了2000元慰问金，但江志根不满意，“这不能证明我儿子是见义勇为”。
在他看来，只有一样东西最重要：红本本，上面是烫金大字“荣誉证书”，翻开是儿子的名字。
与此同时，不少人却在试图忘掉江伟华这个名字。那个被“推了一把”获救的小伙伴却没有感谢江伟华一家。在被人问到江伟华是否救了他时，他只说了三个字“不知道”。两家人也因为赔偿问题闹翻。
然而，更多的人却因江志根而记住了他的儿子。“好多好多年啦，一直在跑”，镇江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长卞大庆表示。一些机构的领导已经换了几任，很快，新到任的负责人又会见到“又黑又瘦”的江志根，听到江伟华的名字。提起这个孩子，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表示“看过材料，知道他的事”。
江伟华曾是全家人的希望。叔叔表示“要攒钱给涛涛（小名）上大学”；伯伯也说，“上大学要到北京去，最好念个‘研究生'”。最终，怀揣“到北京看儿子”梦想的江志根只有一个人北上。他坐硬座，有时甚至站到终点。他常常住5元钱一晚的大通铺，也曾啃着半个馒头，和流浪汉们挤在立交桥下，“聊聊天儿，一晚上就过去了”。他拒绝“诉苦”，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路，“不能让别人看笑话”。
几年下来，他熟知京城每个相关部门的具体位置。说起一些北京地名，他能马上指出，哪一个单位就在附近。
在江伟华死后，母亲王世珍剪碎了儿子所有的照片。江志根从剪刀下夺出两张来，始终揣在身上。
照片上的江伟华圆脸，圆眼睛，虎头虎脑，神情有些严肃。“12岁就有这么高了”，江志根在自己额前比划着，“有一米六”。父子俩总玩“对撞”的游戏，“撞着撞着就撞不动他喽！”
这个刚刚长大的小男子汉形象一直活在江志根心里，让他浑身“有劲儿”。然而，他和妻子的生活却像他弃置的田地一般渐渐荒芜。
十多年前，江志根家算得上村里的富裕户。在他家的两层小楼周围，尽是低矮的泥瓦房。如今，周围的房子都盖起来了，两层小楼也渐渐不起眼了。而屋内最醒目的摆设便是一摞摞复印材料，“宁可不吃饭，也要印”。
在数次变卖家中值钱之物后，江志根仍然背着十几万元债务。眼下，夫妻二人的日常开销全靠王世珍在南京做保姆来负担。王世珍从来不会谈起儿子，然而，当旁人播放一段当年录制的有关儿子的新闻片时，这个沉默的女人猛地站起来冲出房门。
“他曾经多风光的”，一位村民回忆。如今失去独生儿子，加上贫穷，江志根变成了人们可怜的对象。
可儿子依然是他的骄傲和希望。他想把想象中的“荣誉证书”彩印出来，贴满村子，“让他们看看，我江志根不是没有儿子！他是为救人才牺牲的！”
说起来，村里人的态度始终泾渭分明。一部分村民认为年代久远，江伟华是不是救了人，已经说不清楚。一部分支持江志根，“小孩做了好事就得给荣誉”，100多名村民还曾为他申报“见义勇为”集体签名。
在同学马增平的回忆中，江伟华是个老实孩子。面对老师的训斥，“别的男孩都嬉皮笑脸，而他老是闷不作声”。作为江伟华溺亡的目击者之一，马增平很快不再说话。对他来说，这个名字代表着一段早就想要忘却的记忆。
当年在场的几个男孩，都已长大，远走他乡，成家立业。学校改了名字，老师也退休了。窑厂几年前被炸掉，水凼被挖成鱼塘。对村子来说，时间正在逐渐抹去江伟华存在的痕迹，但对父亲来说，关于儿子的一切还历历在目。
在江志根眼里，“成绩七八十分，有点儿淘气”的江伟华其实非常懂事。母亲病了，他会忙着烧开水、拿药。父亲忙，他准备好饭菜，“等爸回来一起吃”。村里的一位老人回忆，一日大雨，她独自赶鸭回圈，手忙脚乱。江伟华放学路过，把书包往树上一挂，“啥也没说就过来帮忙”。而学校老师给他写评语，也专门写到“成绩一般，但乐于助人”。
这并没有成为江伟华的墓志铭。事实上，他连块墓碑也从未有过。
出事当天，“怕江家‘抬棺闹事'”，这个小男孩“连衣服都没换就被窑厂秘密抬走埋掉”。此后的5个月里，他小小的棺木被挖出3次，重新找地埋葬。从水沟边到山包上再到田埂间。连父母也不知道儿子究竟被埋在哪里。
找到儿子的第四座坟茔时，一方雪白的布料被撑起来，遮挡住小小的坟包。父亲一锄一锄刨着坟上的黄土。而母亲被人拉扯着，哭得声嘶力竭。
棺盖打开一半，江志根只看了一眼。“是我儿子的鞋。”他马上背过身去，不忍再看。
他后悔了。平时教儿子，“做好事有好名声，娶老婆都好娶”，如今，儿子做了好事，“却连张证书也没有”。
刚开始，有人糊弄他，“见义勇为都没有证书”。他便天天守着电视，一听到相关报道，就记下名字到处寻访，直到收集了一沓子“证书”复印件。
也有人按着他的手在“保证不再上访”的文件上签字，他不肯，只签下“按法律法规办事”。
他还特别关注国家和地方关于“见义勇为”政策的变动，讲起来头头是道。
2011年末，在他的努力和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长郭玉英的帮助下，江伟华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一份文件上。一场由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派员参加的会议讨论认定：“江伟华在他人遭遇危险时能有勇敢救助的行为……应予褒奖。”江志根得到了一纸文件、5万元困难补助和“最高标准”的10万元抚恤金。可他依旧不满意，“奖状呢？！”
他要继续找下去。
今年5月，民政部发布最新政策，将见义勇为抚恤金标准大幅提升。很快便有人质疑，江志根的坚持是为了钱。“他们曾说给我20万，让我别找了”，江志根表示，“这根本不是钱的事”。他只想把“困难补助”的名称改成“奖金”，再补发一个“见义勇为”的荣誉证书就好。
然而，江苏省见义勇为基金会郭建新秘书长表示，“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精神，不提倡未成年人见义勇为”。所以，也就不可能对江伟华的行为进行鼓励和宣传。
倔强的父亲依然在路上。当被问及老了怎么办时，57岁的江志根表现出少有的茫然：“烂泥萝卜，扒一截，吃一截吧。”
穿过一段密不透风的树林，一座不足半米高的坟包在草丛中显现出来，没有墓碑，没有名字，没有鲜花，江伟华就长眠于此。新鲜的翠竹在雨后冒出来，布满这一小块墓地。
那是2000年5月7日午后3点多钟，江伟华刚和小伙伴从一处较浅的水凼，洗净身上的泥巴往回走。就在这时，呼救声传来。他们随即看到，有认识的同学落入较深的水凼。
“我去救吴德飞！”
这是江伟华生前的最后一句话。这个平时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儿大喊一声，一跃入水，把小伙伴推向岸边，自己顺势滑向了水凼中心。他扑腾着下沉，“还在水中翻泡，看得见头发”。
3个窑厂工人很快被孩子们叫到水边。但伸脚试探后，他们表示“水太深、水太冷”，无法施救。
当江伟华被村民从3米深的水底打捞上来时，许多人都看到，他连衣服也未曾脱去。
还差一天，他就满12岁了。母亲早就想好了，这是孩子本命年，大碗白面里要窝两个荷包蛋，再炒上几个肉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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